公共选择理论介绍.doc

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个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一种公共政策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政治行为上的应用。主要假设：政治行动主体就像经济行动主体一样，为了利益（满意度）最大化而理性行动，它认为政治行动主体唯一重要的是个体。布坎南：在行为能力内，人们被认为是理性利益最大化者。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假设个体政治行动主体在选择可以满足他们最大利益的行动过程中被利己主义所支配。 公共选择理论中关于投票者，政党，政治家和官僚主义者的概念，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投票者从政府寻求更多的计划，条件仅仅是他们愿意缴税，而考虑到他们自己在权力，威望和声望方面的私利，政治学家，政党和官僚主义者愿意支持这些计划。其结果是，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的程度持续提高，通常的形式是“政治-----交易循环”。也就是说，民主政府以永久的选举战争的形式运作，他们所采取的决策的类型依靠选举周期的时间安排而变化，受欢迎的政策在选举之前做出，不受欢迎的政策在选举之后做出。 在市场中促进公共利益的效用最大化机制，在政治舞台上采用了一种断然有害的形式。这促使公共选择理论家拒绝了大部分来自其他经济学家的对政府行为持比较乐观看法的政策分析和规则。他们趋向于争论，政府干预社会事物应当受到限制：通过在（所有权）比较弱或者还没有出现的地方，加强和建立所有权来弥补市场的不足，这样市场的力量便能够起作用，并以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方式配置资源。 理论中存在的漏洞： 这个理论是一种简化，这种简化并不符合现实经验。之所以采取许多政治行为，是由于象征性或形式主义的原因，把他们看作是定向于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导向“行为，则是低估了围绕着政策制定的政治复杂性。 由于所描述的主题过于简化，该理论缺乏预言的能力。它的预言，即由于民主政治的竞争性动力，政府职能将不可动摇的增加，缺乏实践的证明。 又是与其不完善的经验维度相关，这一理论把政党政治想象为好像永远是两个政党的竞赛一样，因此，允许投票者在两个明显确定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之间选择。实际上，许多民主国家是多党体系，各党派必须建立立法机关联合体，以禁止给投票者提供一个简单的二分法选项，因为选举的承诺可能受到”后一选举“立法机构的过度干扰。 这一理论很少谈到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假设，即不依靠自由选举的非民主体制中的政策制定。 尽管公共选择理论主张制度上的设计，但这一理论忽视或者低估了制度因素在塑造行动主体偏好方面的影响。 不管公共选择理论家如何强调他们的分析是“积极的”和“不涉及价值观的“，公共选择理论显然是规范的，它试图开辟传统自由主义的一个特殊视野（也称为”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以尽可能地促进市场发展和严格地限制政府行动的范围。 阶级理论： 阶级理论是基本的群体理论，因为他们在分析中首先依据的是集体实现，但与其他推导群体理论不同，他们倾向于以“客观“条件来定义分析单位。阶级理论把具备特定显著特征的个体归结到某一群体，而不管包含的个体是否认为他们自己符合这些条件。阶级资格通常由具备了某些特征或者缺少了某些特征来决定，这些特征通常（但不总是）与经济有关。 马克思认为，每个社会都存在着“两分“的阶级结构，处于结构中的两个阶段为取得政治和经济权力而进行争夺。每一种生产方式随着一个特定的阶级体系，这一阶级体系基本上由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决定。 按照这种模型的逻辑，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产生一种“两分“的阶级体系，包括那些拥有生产的工具和必须为生产工具的拥有者工作的阶级，这两种阶级之间的关系天生就是对立的。 阶级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共政策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对经济基础的统治，时期能够控制国家及其行为。实际上，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国家只不过是资本家手中用于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和以劳动力为代价获取利益（剩余价值）的一种工具。 由于演绎特性，马克思主义者通常采取论证特定的政策怎样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形式。这种分析的工具主义路线在两个问题中存在疑问： 尽管存在一种政策为资本利益服务的情况，但也不能根据这一行为本身，得出政策是按照资本的要求而颁布的结论。为了表明这一点，必须证明资本家发布了被政府官员忠实执行的指示。 这种理论不能解释那些不顾资本家反对而采用的政策。 为了说明被资本反对的国家政策计划，“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概念。普朗查斯认为，资本各部分之间的冲突，加上来自非资本家阶级的人员组成的可能性。 当这样的措施反过来影响资本的短期利益，甚至被资本家强烈反对时，他们仍然会坚持长期利益。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要存活的话，资本主义的结构要求国家必须履行某些基本职能。这些职能包括坚持所有权权利，保持和平与秩序，促进有利环境的构建，以持续累计利益。 新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意识到了决定政策的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工人阶级政党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和工会扮演的角色，尤其被强调为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一个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