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颠覆与尴尬的重建介绍.docVIP

艰难的颠覆与尴尬的重建 ——五四家庭小说的文化审视 内容提要?家庭在中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五四作家从自己的家庭体验出发，立足文化更新的背景反思家庭问题。他们通过演绎家庭故事，不仅重新审视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和心理动向，同时也无情地解剖自己，并试图以现代的价值准则，去思考更为广泛深刻的家庭问题。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家庭革命，为五四小说的家庭叙写提供了现实依据，而反叛传统时所面对的道德与情感困境，导致了颠覆的艰难与重建的尴尬。 关键词?家庭问题；五四小说；伦理文化；颠覆；重建 家庭的观念与家庭的发展，缩印着人类历史的变迁。家庭在中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和放大。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庭观念上筑起的。”[1]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家庭革命，为五四小说的家庭叙写提供了现实依据，而反叛传统时所面对的道德与情感困境，则导致了颠覆的艰难与重建的尴尬。 ?一 中国传统文化以理性为本位，以人伦关系为基础，它的天然土壤是小农经济及其衍生物族群社会。其时生产力低下，人们生育子女是为了年老力衰时的生活得到保障。因而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必须无条件服从族群的要求，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社会行为模式，不得不以失去个性为个性。西方文化刺激下的五四新文化，一诞生就宣布与传统伦理文化势不两立。传统伦理文化以守成为目标，借等级和秩序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平安。五四新文化立足个体本位，以求新求异反抗任何形式的外在束缚，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追求自主真诚的生活理想。然而，身负社会与文化转型双重历史任务的近、现代知识分子，虽然以家国自任的政治身份先天地植入了他们的文化血脉，但面对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危局，加上精神发育并不充分，在颠覆与重建问题上难免显得力量不足。中国社会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的差序结构，个人的社会性首先体现在家庭关系上，由家庭来定位。家庭伦理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与政治伦理有着严谨的同构性。作为伦理思想的主要载体，家庭与伦理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从家庭的基础上发展出伦理思想，伦理思想被制度化以后，复成为家庭的精神支柱，彼此互为依存绵延至今。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指家庭服膺的原理可通于国，这是后来“孝治”思想的起源。《大学》曰：“家齐而后国治。”“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这种“国之本在家”的思想，无异于将国家的精神命脉系于家庭，和柏拉图主张以国家并吞家庭的思想正好相反。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就从理论上给予传统伦理文化以无情打击。康氏根本否定家族存在的价值，认为晚清处于乱世与大同的过渡阶段，中国传统的以家长制氏族为基础、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构架的社会制度，将为一个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更为自由的社会所替代。从而不无偏激地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届时须易人，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各类工作。谭嗣同思想中“仁”的核心是平等，关键是突破传统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认为社会的转型首先是伦理秩序的转型，只有选择道德革新作为突破口冲决名教罗网，才合乎人的本位和自然的本性，才谈得上政治上的改革，才能实现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的转型。历史给予康有为、谭嗣同这一代改良主义者以敏锐的思想，却没有提供付诸实践并得以成功的条件。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推崇“克己复礼”、“修身齐家”，传统家庭成员之间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尊卑、上下、嫡庶的等级界限，而讲究这种等级界限的实质是为了确立族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一个人一出生就决定了在家庭中不可改变的位置，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来定位的，不管是辈份、嫡庶还是年龄、性别，所形成的尊卑贵贱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西学东渐”带来了文化更新的可能性，但对传统伦理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历史条件仍未成熟。辛亥革命后传统伦理文化失去了政权的支撑，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又大大刺激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彻底反叛传统的道德勇气和理性力量。至此，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终于面临“五千年一大变局”。 按照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罗尔斯的观点，个人在政治思想和信念等方面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是不能以任何名义牺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目标是要摧毁传统伦理文化的精神统治地位，传统的伦理道德在那一代的人心目中已开始土崩瓦解，批判宗法封建的家族制度成为思想革命的一大内容。1916年，陈独秀强调“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2]1917年，吴虞断言：“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 [3]1918年，胡适把“父子问题”和“礼教问题”、“文学革命问题”，并列为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4]1919年，李大钊一针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