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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社会体育国际论坛PPT 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  —打开体育社会化的制度性瓶颈 华南师范大学 胡小明 教授 伦敦奥运会后，体育界老前辈熊斗寅先生在写来一封邮件中说：“为什么美国的训练体制经久不衰，他们依靠学校来培养运动员，做到教育和体育紧密结合，学习和训练两不误，运动员退役后有职业保障，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吗？我常常在想，我们成功地采取了“举国体制” 才有今天的成绩，但举国体制的弊端我们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吗？ 他提出许多人都提过的办法： “我们的训练体制应该向“全民体制”过渡，也就是逐步使教育与体育结合，运动训练不脱离文化教育，使运动训练的基础在学校和社会这一广泛的基础之上。这对竞技体育的发展前途才有保障，人才不断涌现。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运动员。 ” 之所以不能按常理发展，是因为中国一直坚持行政化垄断的专业竞技体制。 这种专业竞技体制下，不仅学校培养不出优秀运动员，而且即使高校再努力办运动队也无法与专业队抗衡。 那种为专业运动员找出路的所谓“体教结合”，是一个缺乏学理支撑的伪概念，无论怎么推行也很难有好结果。 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体育，伴随着金牌的不断增多，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 2007年中央分布7号文件（限时已到）、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成立青少年司，均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原因是制度障碍，问责无门。 在中央提出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影响下，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只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导向明确了，突破口便显现出来——从专业竞技体制逐步实行转向，目标是发达国家很成功的职业竞技模式。 农耕文明时期的体育萌芽，主要是少数统治阶层的身体娱乐竞技游戏，或在农闲时以节日集会的形式展现休闲娱乐的身体竞技游戏，但基本没有体育意识，亦无健身效果。 “由于劳动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就像农业中那样，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形式多样的体力劳动，对人的身体客观上具有与体育类似的功效，自然经济并不需要发展体育事业。 到了工业社会，发达国家用体育的意识把大量竞技活动揽入怀中，变成全球化的教育手段。如1846年，英国政府规制街头暴力足球在限定区域内进行；1863年，足球联合会成立，1872年第一届足球杯开赛，1880年职业化足球组织成立；1895年部分橄榄球组织也职业化。政府规范了粗野的竞技游戏，着手建设更多专门的户外运动场所。现代奥运会兴办的目的也是为了教育青年。 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形象展现了体育的真正诞生过程：人类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突然变化，牛羊成群的山坡上冒出一座座巨大的烟囱，庄稼地里走出一群群产业工人，他们重复着机械动作在钢花飞溅用铁锤不停敲打，奥运的五环冉冉升起…… 然而，在封建专制几千年的中国，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更容易培育专业竞技体制。 专业竞技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受“与人为敌”的阶级斗争意识制约，由军国民思潮影响的军事化形态构建。优点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毕其功于一役”的赶超战略使其获取金牌强国的目标可以迅速实现； 职业竞技是市场化的产物，是通过提供竞技表演服务满足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产业化运作模式，符合国家统计局10年前给体育行业的定位。（文化、体育、娱乐业） 政府包办的专业竞技体制如果不转向市场化的职业竞技体制，中国的体育改革就是隔靴搔痒； 中国的体育管理部门如果继续垄断专业竞技而管办不分，任何转变体育发展方式的努力都将是胶柱鼓瑟。 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12年5月发布了《关于加快转变我省体育发展方式的意见》，在全国开启了后奥运体育改革先行先试的先河。《意见》强调了”“金牌体育”向“惠民体育”转变的正确观念，指出了过去体育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缺失，也提出了推动群众体育的有力措施。 但是，如果不对专业竞技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只做装饰性调整，解决不了当前体育的主要社会性难题。 譬如，《意见》对如何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体质不断下降的严重问题避而不谈，使这个让中国的体育工作者长期蒙羞的污点无法清除。 其中主要原因，是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按自己已有的工作范围写文件——围绕专业竞技体制开展工作，紧紧抓住不放手。 体育部门不管，教育部门也不管，青少年体质健康谁负责？如此长时期的体质下降应该找谁问责？没有。 该管的不管，不该办的去办，这就是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 体育制度是社会发展的积累结果，而非个人设计。当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质疑它的合理性时，改革的风险是摧毁后的结果往往难以预料，无人保证能设计更符合国情的新制度来取而代之，也无人愿意为可能的灾难性的后果负责。一个足球的改革失败就足以让数不清的金牌失色。 然而，紧抓专业竞技不放手，就不可能接受公共服务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