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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doxy）：从习性机制生成象征权力 作者：张怡 在上世纪 90年代初伊格尔顿和布迪厄就“信念和普通生活”的一次访谈中，伊格尔顿非常犀利地指出布迪厄的社 会学研究揭示和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征资本（符号资本，symbolic power）及其空间结构的理论价值。伊格尔 顿注意到这种社会学研究对于深藏于纷繁变幻的社会表象之下的象征资本或信念结构的揭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 的“意识形态”概念有某种理论对应关系。[①] 然而在这次开放性对话中，布迪厄为我们提纲契领地阐述了他的社会学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意识形态” 概念传统的差异关系。布迪厄尽管受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所追溯的理论和方法传统还包括涂尔干建立的将 社会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学年鉴学派和韦伯坚持价值中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过程的文化社会学分析，此外他 还取法于法国学派的“历史认识论”，该学派以哲学家巴什拉（Bachelard）和康吉翰姆（Canguilhem）、数学家让·卡 维勒斯（Jean Cavailles）和知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廓勒（Alexandre Koyre）为代表。布迪厄的重要合作者和译介 者罗伊·华康德认为这一学派的理论志趣不同于庸俗实证主义和阐释学传统，他们反对经验操作和理论形式主义，而 强调追求真理是一种类似于库恩在范式革命中提出的“对谬误的证伪”，因此他们主张事实必须得到理论的充实；法 则总是暂时被确定的假说；理性知识是通过由集体论证和相互抑制形成的论争过程得以发展的。[②]布迪厄所受惠的 科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包括布罗代尔）传统使得他在研究方法和整体视域中极为重视科学性和客观性，这也是他自 涂尔干之后为法国社会学建立起一种整体的方法体系，即实践的反思方法。 建立在实践逻辑之上的社会学反思被他称为“关于科学之科学的反观”或“客观化的客观化”方法，这套精致细 密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他自身的学术轨迹、社会学、人类学的实地研究纠集在一起，也与他贯穿始终的对“自己是 谁”，“知识分子是谁”的反观式追问分不开。尽管布迪厄没能借助“习性”、“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场 域”等概念发展出一套伟大的理论，但是他的确用它们武装了一个工具箱，这个工具箱使他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灵活 的建构者。[③]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对理论和方法的建构为走出主体哲学范畴的“意识形态”批判做出了有益的尝 试。 一 布迪厄的理论和方法与他所置身其中的法国乃至欧洲的理论传统有关，当他最初在阿尔及利亚做人类学研究时， 他面对着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乃至哲学传统中的根本对立：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与结构等，此前各种学术 路向总是在这二者之间做非此即彼的摆荡。主观主义者倾向于把社会世界视为行为者心目中表征的集合，如一些民俗 学或常人方法论正是这样，强调在研究对象的社会世界里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对行为者就社会生活的共识思考 建构出来的社会表征进行再度建构。主观主义只能直观呈现社会空间的诸多表征、行动、事件或者思想意识而不能透 视或建构支撑这些表象的结构空间，这是一种有缺陷的实质论思路，它除了日常经验中能够被直觉到的内容之外，就 无从发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也是这类主观主义的极端形式，他认为具有行动能力的行为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 织的、富有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世界。在他看来，存在主义夸大了主体的主观选择能力，对制约性的、 前在的社会客观结构置若罔闻。 客观主义重视社会生活内在的结构要素，视社会事实如同事物，而忽略社会中存在的知识、认知或幻象，涂尔干 的社会学就是如此，它必须透过逻辑工具、范畴和分类形式来观察社会生活；此外布迪厄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也不容小 觑，他多次提到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理论把 “系统关系的方法” 带入社会科学研究，为社会学提供了走出 实体的、本质主义研究的方法。也就是说，结构主义在上世纪 50、60年代掀起的方法论革命首次将语言学成果与社会 科学、人文科学结合在一起，从而为这些学科走出意识哲学的范式并探索新方法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结构主义的客观 “规则”完全抛弃了主观再现的能动性，将一切社会和文化都看作结构性的制度和规则的总和，个体行动者不过是结 构的承担者和被动执行者而已。这种超越历史的、恒定的共时结构，难以解释行为者对规则的主观内化，也无法说明 实践的生成性活动。布尔迪厄认为个体和社会，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身体和精神的对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