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现代化工业起点的比较研究(19页)资料.doc

中日现代化起点的比较研究 十八、十九世纪，在富于侵略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面前，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先后发起了旨在通过摄取西方工业文明以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从历史上看，这些非西方国家虽然当时已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其社会内部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率先勃兴并“骎骎东来”的形势下，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生，往往都是以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体认和大力摄取为前提，“自上而下”地发生的，目的性极强，具有明确的历史起点。但在确定起点的标准和具体标志问题上，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起点问题做一比较研究，以揭示中日现代化启动运行的特殊规律，进一步理解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 一、问题的提出 谈及中日现代化的起点问题，学术界往往把目光投向19世纪中叶前后，并很自然地想起日本的西南诸藩改革、明治维新和中国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等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以此作为中日现代化启动发轫的标志。民国以来，学术界大体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其一是“西洋列强冲击论”。即以中日两国在西方列强侵略战争的重压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作为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如1937年王芸生提出：“我们若以江宁条约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那么，“神奈川条约则为日本现代化的起点”。① 其二是改革运动说。此种观点又可分为“同步说”和“非同步说”两种。“同步说”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近代化从洋务运动开始时起算，比较近乎事实。而日本的近代化一般都是以明治维新作为契机的。因此，近百年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几乎是同时开始的。②所谓“非同步说”，则是将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运动分为从“低层次改革”到“高层次改革”两个不同的阶段。所谓低层次改革，就是在知识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而高层次改革则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在日本，这种“低层次改革”主要表现为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西南诸藩改革运动，在中国则为19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发起的自强运动。相比之下，中国比日本的现代化，起步就晚了二十多年。③ 其三是“前现代化说”。即以中日两国步人近代社会前(19世纪中叶前)其社会内部发生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为标志。如日本学者大石慎三郎等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已经发生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应以此作为现代化的起点。④中国学界也有人提出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体系中产生了一种内生性的早期现代化萌动，并认为：“从晚明到清初，是早期近代化的酝酿时期；从清初到19世纪中叶，是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⑤ 上述观点分别以中日两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改革运动或传统社会内部萌生的现代性因素为标志，来揭示两国现代化启动运行的基本规律，这对于我们理解认识两国现代化的成败得失是颇有裨益的。但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未真正体现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启动运行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这里，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在东西方现代化启动运行过程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特点，以确定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起点的独特标志。 首先，关于“西洋列强冲击论”。应该承认，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或外交讹诈等手段，强迫非西方国家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将其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是非西方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变局”，它标志着非西方社会从此步人了一个异常严峻的发展阶段。但由于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发轫，实际上是面对西方现代性挑战所做出的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回应，究其实质，乃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而，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迫非西方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只是标志着西方列强对其所施加的“外压”更加强大，“挑战”更加严峻，作为一种“外力”作用，这种“外压”和“挑战”只能通过非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主动“回应”，才能发生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或外交讹诈，强迫非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事件，只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运动发生的重要背景，可以作为非西方国家被动地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如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1853年的“黑船事件”作为日本步人近代社会的标志等，但我们却不能将其作为两国现代化起点的标志。这说明现代化的起点和近代社会的开端不是一个问题，二者的发生、发展具有“不同步性”，应该加以认真区别。 其次，关于“前现代化说”。以中日两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中出现的某些带有“现代性”意义的局部性变化作为两国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其价值在于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强调非西方国家传统社会内部也存在着自生的“现代性”资源，借以发现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运行的本来样态。这些研究对于探索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在衡量评估非西方国家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