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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第164—180页。 国家科举与地方家族文化：对浙江泰顺旧家谱的分析 吴松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我国农村通常都有家族组织和家族文化，但各地的发达程度有较大的区别。历史上凡是移民迁入早，开发历史久，并且战乱不多的地方，家族组织和家族文化就比较发达，反之则要弱一些。位于浙江南部、福建和广东东部的东南沿海丘陵山区，地理位置偏僻，群山绵延，历史上战争较少，古代较早迁入的家族在此发育了发达的家族组织和家族文化。 笔者曾著文简述位于这一区域的浙江泰顺县的家族制度，认为家族、村庄、地方与县四个层面构成了农村的地域社会结构，古代自中央到地方的垂直行政系统官员的配置一般只到县一级，对县以下的管理主要依靠这种地域社会结构。本文拟在基础上，依据田野考察时所获得的家谱和访谈资料，讨论构成县以下地域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家族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科举对家族文化的关键性作用。学术界对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固然已有不少的研究，对科举在家族文化中的作用也有论及，但说明科举对家谱编纂、宗祠兴建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家族如何顺应科举文化的研究，似乎依然有限。本文拟集中在这些方面，希望以浙江泰顺为案例，制成一块引玉之砖。 为说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介绍泰顺的旧家族及其族谱和宗祠。 一、泰顺的旧家族及其族谱和宗祠 1998年编的《泰顺县志》依据全县家谱和户口册，记载了县内人口达千人以上、有谱牒可稽的汉族、畲族55个姓的迁移源流。比较我们在近50个村庄的访谈和家谱调查，县志的记载应非无根之谈。我们对这些数据的研究表明，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的林、陈、吴、夏、王、张等6姓的大部分的始迁祖，早在唐宋时代便已迁入泰顺。另外，祖先在宋亡以后、明代建县以前迁入的现人口分别在5000～9999人的各姓，占了全县人口的另一个三分之一。换言之，占1998年泰顺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姓氏，其祖先在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建县以前便已迁入泰顺。 清代方志《分疆录》有泰顺“十八大族”之说。唐宋时期，“前后入山著籍者凡十八大姓：义翔乡如莒冈夏、库村吴、包坑包阳包、箬阳毛、池村池、大住左窟方、罗峰董及宋、南阳江、仙居木棉徐、葛阳陶，归仁乡如夹屿大安归岩张、筱村四溪林、陈阳陈、夹屿章峰蔡、东溪曾、叶屿洋叶、周边周。开山立业至今八九百年，子孙尚多聚族而居。”这些唐宋时期迁入且聚族而居的巨族大姓，不仅奠定了泰顺家族文化的基础，而且构成家族的主体部分。 宋代是温州历史上大开发的时期，到了南宋温州已成为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少、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南宋著名思想家、温州人叶适说温州：“余观今之为生者，土以寸辟，稻以参种，水蹙而岸附，垅削而平处，一州之壤日以狭矣。”温州是土狭民稠、对外移民的区域，同时又是 “俗秀而矜絜，子弟胜衣能文词”，“尤号为文物极盛处”的区域。泰顺在建县以前属于温州的瑞安、平阳两县的西部山区，温州经济文化发达地带主要在各县的沿海平原和近海山区，但这种经济文化的影响不可能不进入西部山区，并且向外迁移的温州移民也会选择西部山区作为迁入地。此外，南宋时期今泰顺南面的福建路的人地矛盾更甚于温州，其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可能还超过温州，来自福建的经济文化影响和移民迁入对泰顺的重要意义不可忽视。 《分疆录》述外地移民迁入与泰顺文化兴起的关系：“唐季各大姓避地入山，至宋而人才辈出，蔚为文物之邦。”依据《分疆录》和泰顺迁入较早的大姓家谱关于本族中举人数的记载，南宋无疑是泰顺历史上中举人数最多的时代。泰顺的若干家族，如库村的吴氏和包氏、箬阳的毛氏、泗溪的林氏、罗阳的董氏、章峰的蔡氏、仙居木棉的徐氏、池村的池氏，龟岩大安的张氏，不仅“登甲科者既不乏人，即由诸科及恩荫出任者亦夥”。 当然，需撇去某些家谱中可能有的虚夸的成份并考虑不同时代的科举做法，但南宋时泰顺文化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却不应怀疑。 泰顺的家族，基本都拥有家谱、宗祠、族田、族学，有的还有开基祖的墓。上述诸方面尤其是家谱和宗祠构成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在古代泰顺人看来，“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可以知兴替，可以知贤否，可以知尊卑”。如果没有家谱，一旦族内人口众多，或者乱离之后，族人将互不认识，视同路人。而且，家谱是家族历史上的人口、经济、社会关系的如实记载，生卒有书，坟墓有书，仕进有书，品行有书，族规族约有书，这些记载也有益于风俗人心。 泰顺每个人数稍多的家族，几乎都有一部以上的家谱存世。迁入较早的家族，大多从明代或清初开始修谱，至今至少修过三四个谱。有的据说修谱之早，可以推到宋代。例如，三魁张宅的张氏，据其谱所载的康熙年间张天祐撰《历世修谱纪年》，宋建隆辛酉年首次修谱，此后熙宁十年、淳熙八年、景定二年、咸淳七年几次修谱，后“因景炎之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