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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劳度叉斗圣变研究综述 　　摘 要：劳度叉斗圣变是敦煌石窟壁画的主要题材之一，对该题材壁画学界已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敦煌石窟劳度叉斗圣变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该题材壁画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 中国论文网 /5/view-7255149.htm 　　关键词：敦煌石窟；劳度叉斗圣变；研究史；综述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和肃北五个庙等石窟。劳度叉斗圣变（以下简称斗圣变）是敦煌佛教经变画之一，现存19铺，其中莫高窟14铺、榆林窟3铺、西千佛洞1铺、五个庙石窟1铺，按时代可划分为：北周1铺、初唐1铺、晚唐3铺、五代10铺、宋代3铺、西夏1铺。晚唐，斗圣变发展为巨幅经变被绘制于大型石窟的主要壁面，由于画稿的使用，此后一百余年斗圣变呈现程式化发展，仅在内容上有所增减。 　　一、研究现状 　　松本荣一、金维诺、李永宁、蔡伟堂、巫鸿等学者都对斗圣变进行了详细深入地研究。松本荣一《?趸突?の研究》1第十节《牢度叉（劳度差）斗圣变相》中将变相同佛经进行对比，认为该题材壁画主要根据《贤愚经参考了《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他列举了莫高窟（以下简称莫）第9、98窟的部分榜题文字，认为制作时所依据的经典应该比《贤愚经》更为详细。 　　金维诺《敦煌壁画?o园记图考》2以西12窟、莫第335窟及第9窟为主，对该题材壁画从“给孤独长者买?o陀太子园因缘”到“劳度叉斗圣变”的过渡发展进行了论述，并对西12窟斗圣变的内容和顺序进行判读，除金维诺外，梅林、殷光明、巫鸿、简佩琦等也对该问题有所探讨。 　　1、劳度叉斗圣变的功用问题 　　李永宁、蔡伟堂3提出石窟是为严肃的宗教仪式构建的，结合斗圣变绘制的位置，他们认为石窟中的斗圣变并非用于俗讲。梅林同意这一观点，他从结构和宗教功能上区分变相和讲唱图本，认为俗讲所使用的图本应该是长卷连续画。4巫鸿提出“文献记载与变文有关的图画都是画卷，而不是壁画。此外，这些可确切定为变文图卷的作品从来都不称作变相”5，他也认为昏暗的洞窟并不适合讲演，所以壁画的主要价值还在于对神的奉献。沙武田6也同意这一观点。于向东《敦煌变相与变文研究评述》中提出敦煌石窟有很多根据变文创作的壁画，但这些壁画并不用做讲唱表演。7 　　2、初现的原因问题 　　殷光明《从〈?o园精舍〉到〈劳度叉斗圣变〉的主题转变与佛道之争》8论述了斗圣变从“?o园精舍图”向“劳度叉斗圣变”转变的过程及原因，他认为西12窟斗圣变绘制是由于释门想要表达佛教必将战胜道教，而莫第335窟的斗圣变是在武后促使佛教成为三教之首后释门为宣告胜利而绘制的。沙武田对此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历史上敦煌地区的佛教正统地位并未受到挑战，尤其是隋唐五代宋西夏，佛教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几次灭佛活动都影响甚微，所以敦煌人民没有必要为提升佛教地位而绘制斗圣变。且灭佛与佛道之争也无法解释初唐后斗圣变为何突然中断，而到了晚唐又再次受到重视。9李晓青、沙武田进一步论证绘制斗圣变并非由于佛道之争，并深入分析吐蕃统治时期未出现斗圣变的原因。10 　　3、晚唐再现的原因问题 　　施萍亭《敦煌与莫高窟》提出斗圣变在归义军时期再现，寄托了敦煌人驱赶吐蕃奴隶主之意。11段文杰《张议潮时期的敦煌艺术》提出河西收复后接连出现斗圣变不仅是为了表现抗蕃胜利，也为了慑服各民族巩固政权。12史苇湘认为晚唐敦煌人民通过绘制巨幅斗圣变来表达结束吐蕃奴隶主统治的喜悦之情。13殷光明认为“既与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敦煌关系密切，也与唐武宗灭佛的影响不无关系”14。巫鸿提出斗圣变中用汉人表现佛教徒，胡人表现外道是映射汉人战胜吐蕃最直接的表现。15赵声良同样认为是为表达推翻吐蕃统治，重归唐朝的喜悦。16杨小斌17也持相同观点。沙武田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一时期斗圣变根据《降魔变文》绘制于主室西壁一方面可能为了突显佛教大乘思想，另一方面也受到该时期洞窟形制特点的影响。18李晓青、沙武田提出应从艺术与形式的关系入手，斗圣变的中断与再现“主要是受该类经变画表现形式的限制，其思想仍在阐释主尊造像的性格，并非是用来表现反吐蕃的洞窟绘画历史题材”19。魏建鹏也持这一观点，认为主要是对主尊性格的阐释，就算有表达抗蕃成功的喜悦也是相当隐晦的。20 　　4、个窟及世俗研究 　　段文杰《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21以莫第196窟斗圣变为例总结巨型主题性壁画的艺术特点。李月伯《敦煌莫高窟第196窟介绍》22从画面内容、绘制原因等方面详细介绍莫第196窟的斗圣变。魏建鹏分析了莫第9窟斗圣变的结构，同经文变文进行对比，提出斗圣变被当时盛行的大乘思想用作贬斥声闻乘的工具。23郑怡楠《敦煌法荣窟研究》对法荣窟所绘斗圣变进行讨论，从洞窟形制、布局变化及政治意涵对大型斗圣变出现及流行原因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