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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贿选总统的铁证 　　曹锟，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领。1923年10月，这位直系的军阀通过贿选收买议员，得到480票，按照当时的选举法，合法地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从而也上演了一幕民国时期的选举闹剧，把貌似庄严的总统选举大大调侃了一番。 中国论文网 /4/view-7072810.htm 　　北京市档案馆保存了《离京议员为过付大选贿款事致各银行书》，这是当时参加选举的议员给新华银行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的落款时间为“1923年9月25日”，由“彭养光、韩玉辰、杨永泰、郑万瞻、汤漪、乌泽声、褚辅成、叶兰彬、王用宾、高仲和”等483人同启。内容陈述了曹锟一伙为达到当选总统的目的，行贿议员的罪行：“敬启者现在曹锟党徒到处招摇，收买议员选举总统。每名酌给票价五千、八千、一万、一万两千元、一万伍仟元不等。其支付方法系委托银行经理一面与议员约定，凡愿票举曹锟者商明价格后，即交给银行存款习据一扣。该议员随将提取存款之印鉴交给居中介绍之。把头俟选举完毕由本人?y具存折把头携具印鉴同诣银行兑取。”奉劝银行：“贵行亦在指定经理之列，不胜诧异，查收买议员过付贿款实犯刑律第142条及第82条之规定”。公开信中说道：曹锟同伙与数家银行有此约定，曹氏党徒已经触犯了刑律第142条及第82条的规定。信中还指出：“特制存折另盖印章希图湮灭证据，而证据终不可得而泯其是否付款，抑仅付若干不凭存折乃以经手人之通知为准，更属预测。”“刑律第383条相合，有一于此已难逃法网。”并好言相劝：“贵行经理此种不当正业务，同人等亦不敢遽信。但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勿牵于平素之情面虚与委蛇勿贪图一时之小利。”① 　　这封劝说的公开信并没有奏效。其实，在1923年9月15日，第一次总统选举会召开时，就因议员人数不足而流产了。之后，曹锟同党于9月13日就在小麻线胡同里的一所住宅中，商议出了贿选方案：一是派人继续分头疏通议员，由常委会再定选举日期；二是电请各省督长，推定该省会议员一至二人作代表，负责拉拢各省代表出席；三是决定出席才给出席费；四是津保两派分别接洽各政团，采取刚柔相济的手段；五是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游说反直派的核心人物，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给予政治上的许愿；六是如果以上各点均无效的话，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北京，甘石桥114号俱乐部，是曹锟同党的联络场所。曹锟同党在商议好用金钱收买议员的办法后，就千方百计地筹措贿选的经费。他为此想出了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个县分大中小级。每个县筹措1万元至3万元不等的经费，搜刮上来1300多万元，作为收买议员的活动经费。 　　选举的结果正如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这封书证中所说的那样，议员收受贿赂的金额不等。高的达1万元、5000元，少的有2000元。在10月5日选举会之前，这些钱款就已经以支票的形式全部发出，除包括档案所记载的新华银行在内的银行外，还有盐业、劝业的支票。在投票选举完以后兑现。 　　贿选的过程十分热闹出现了许多花边新闻。据当时的档案与报刊记载，1923年10月5日这天清早，国会街周边就有众多的军警荷枪实弹，便衣在群众中来回巡查，防止议员突然离京和围观在场的群众闹起事来。遇到议员离场的情况，军警会一把揪住，声称带回去盘问，实际上是带回会场。大选时间原定在上午10点，但是时间已经过去3个半小时，还未达到法定人数。为凑足人数，曹锟同党临时决定：只要议员参会，不选曹锟也可以拿到5000元。于是，有袁振黄等十余名议员拿了钱，立即走人。既即使是这样，人数仍不够，于是曹锟同党选举俱乐部就派人将生病的议员抬到会场。 　　对于那些不愿意贿选的议员，曹锟一伙采取了“拉人”的策略。利用同乡、同族、朋友、亲属、议员拉议员参会的方法，拉人参加选举，对于那些不愿意为千元卖身的议员，甚至采用许诺官职的方法，当然也有一些议员，出身王公贵族，蔑视金钱重视官职，态度坚决地抵制这种做法。 　　1923年10月5日的总统选举会，一直拖到中午12点才召开。签到的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的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了16人为检票员。投票时间从10月5日下午2点一直到下午4点完毕，历时两个小时。当场验票的结果：总票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孙文是第二名33票，其余的参选者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剩下的均在2票以下。如此悬殊的票数，让人觉得其中必有蹊跷。若论政治才华，很多参选人都在曹锟之上；论军事实力，参选人中比曹锟强的也不在少数。更可笑的是，在检票箱中竟然发现一张票面上写有“五千元”字样的奇怪选票，更充分说明这个选举结果，是不折不扣的当众舞弊。 　　这场由吴景濂组织的选举中还有许多不可告人之处。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