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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际博弈、政绩考核与煤矿安全规制波动 　　〔摘要〕本文在规制波动这一命题基础上，以政绩考核作为切入点，借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博弈模型，推导出双方最优化时所形成的“轻安全，重增长”考核模式，分析这一模式中指标间关系不同所导致规制波动的两种形态。并借助门槛回归对2001―2013年中国26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考核指标替代关系与互补关系的转折点为2007年，且互补关系下规制波动对煤矿安全水平的影响是替代关系下的3―4倍。本文还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为中国煤矿安全提出关于政绩考核与规制体系方面的政策建议。 中国论文网 /4/view-7181495.htm 　　〔关键词〕府际博弈；政绩考核；门槛回归；煤矿安全规制波动 　　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2015 　　一、引言 　　随着学术界关于煤矿安全问题的“中小煤矿论”已经成为过去，中国煤炭行业形成了以大型国有煤矿集团为主的产业格局。但国有煤矿集团并没有解决困扰中国已久的煤矿安全生产问题，反而成为矿难事故的重灾区。据国家煤矿安全监管公告统计，在2014年全国煤炭行业共发生14起重大矿难事故中，国有煤矿集团就占61%，而且国有煤矿集团所发生的这8起重大矿难事故中大多是名义上持有“四证”安全生产的标准企业。因此，煤炭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并没有降低煤矿的作业风险，反而使其风险特征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煤矿安全规制领域的学者肖兴志在2011年提出规制波动这一重要命题，将其作为解释煤矿事故屡禁不止的原因。而后续的学者也在此基础上，不断用数据检验了这一规制形态的存在。然而，煤矿安全规制波动的背后是什么？其规制波动有具体的形态区别吗？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是以外生性变量而稍有提及。本文则从内生性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入手，对府际博弈下政绩考核指标间非线性关系转折如何引起煤矿安全规制波动形态变化做理论和经验的分析。 　　二、理论基础：政绩考核与煤矿安全规制波动的研究评述 　　（一）府际博弈下的政绩考核方式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博弈形态主要呈现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单一制模式。第二种是以美国为主的联邦制模式[1]-[3]。在这种单一制人治化分权情况下，由于中央主导和层级节制会存在主观偏误及非一致性，可能引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种纵向博弈缺乏规范和秩序，从而体现在考核模式的选择上。因此，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方式来任免地方官员就显得十分重要[4-5] 。受早期财政分权理论界学者的影响，财政分权思想开始受到中国政府决策层的重视[6]-[8]。但这种制度化分权趋势并没有走入行政框架内，中国各地方政府官员实质上仍是由中央层级任命，从而形成一条垂直的人事任命链[9]- [11]。中国、俄罗斯与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显现出的经济水平差距是中央集权下由上而下人事任命制的作用而非财政分权所带来的激励效应[12-13]。Li和 Zhou[14]认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背后往往伴随着地方经济增长。张威和吴能全[15]认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增长”考核指标与“发展”考核指标间随着改革的变迁呈现出一种由互补到替代的关系变迁。总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由于信息和目标不一致导致中央政府在考核方式上的选择出现偏重经济绩效的趋势[16-17]。 　　（二）政绩考核方式与煤矿安全规制波动的关系 　　虽然财政制度化分权能够解释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执着而忽视对安全的监管所引致的煤矿事故，但是它并不能解释矿难事故后安全监管加强而形成的煤矿安全规制波动[18-19]。Yang[20]解释了在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官员任免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官员实行偏重经济绩效的考核制度激励地方经济发展。田红云与和田伟[21]将中央不合理的考核方式作为地方政府在社会职能失职的原因。肖兴志等[22]以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为基础，分析了地方煤矿生产在高、低安全规制水平下的状况，提出规制波动这一命题。 　　（三）煤矿安全规制波动的形成与影响 　　煤矿安全规制波动形成机理的文献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主要关注矿难事故前的低安全规制水平，这是国内大部分学者对于煤矿安全问题的研究。第二类文献主要关注矿难事故后的高安全规制水平，以白重恩等[23]为代表。第三类文献则在上述文献基础上，提取出煤矿安全规制波动这一命题。以肖兴志、陈长石等为代表，以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为行为主体，将规制波动的两个阶段以经济理论和实证回归的形式呈现出来。国外学者认为安全规制的最优做法是将事前安全规制作为事后责任规制的补充，并对事前安全规制设定一定的预警水平[24]。 　　针对煤矿这两种状态安全规制波动的影响文献形成了两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