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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写作的搏命远征 　　汉语的手工艺人 中国论文网 /5/view-7118784.htm 　　在当下活跃的青年作家中，阿乙的鲜明特征是对于小说作为一种手艺的虔敬，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处于学徒期。阿乙主要师法的对象是19世纪末期以来的现代主义大师们，如卡夫卡、博尔赫斯、加缪、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汉语作家中，他的前辈老师是余华、格非、残雪等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阿乙自述：“格非、余华、苏童、马原、孙甘露、北村、残雪等一批先锋作家，至少给我的写作提供了一种示范。我认为我自己是他们写作的一种传递，一种继承。我喜欢他们对品质本身的在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批这样高质量的年轻作者，真是好啊。”（1）在“先锋”退潮20年后，阿乙重拾形式探索的激情，重新确认“怎么写”的重要性。他把小说看作一件具有独立价值的工艺品，对之深思熟虑、精雕细琢。 　　因之，阿乙小说的外观首先呈现为准确、精炼、考究的语言，这些语言因为经过了慎重的拣选而卓尔不群，成为一种个人创造。如《小镇之花》的开头：“秋天的小镇，天高而阔，每根枝条每颗稻穗清晰地存在于眼前。但是黄昏一到，树木、山岗变得模糊起来，灰蒙蒙的，在它们背后是太阳逐渐微弱呈暗橙色的光芒。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充满遗憾的景色，意味着四肢无用，父母要赶他们回家。”这样的段落，纯然是诗的，同时又绝不滥情，简洁清晰得斩钉截铁。台湾作家骆以军称阿乙是“动词占有者”。阿乙尤其擅长创造性地使用动词，如“他蹲在角落啄吸香烟”（《发光的小红》），“啄吸”非常传神地抓住了某类人恶狠狠地闷头抽烟的神态；“我授权自己坐在席梦思一角”（《春天》），“授权”写出了一种情境里一个人的被动、尴尬和小心；“打工的人慢慢归来，在孩子们面前变化出会唱歌的纸、黄金手机以及不会燃烧但是也会吸得冒烟的香烟，这些东西修改了杨村”（《杨村的一则咒语》），“变化”和“修改”用得既新鲜又精准。在语言方面的经营奠定了阿乙小说的质量基础，使他在语言大面积粗糙、疲沓、松软的当下文苑显得异常突出。朱宥勋在台湾版《鸟，看见我了》所作序言中说：“阿乙的小说很硬，硬指的不是艰涩难读，而是隐藏在段落字句之间的一股刚劲力道。”阿乙语感的简洁、硬气，多少可以使人联想起“鲁迅―余华”这样的线索。 　　此等作品外观是艰苦劳动的结果。“打磨”“锤炼”“推敲”这些常用于形容诗歌写作的动词，用于形容阿乙的小说写作同样适用。在和笔者的访谈中，他提到写作的艰难：一本十几万字的小说，假设每个字是一块砖，用这些砖垒成墙可能比写出它们要容易得多。他总是不吝花费精力去考虑“怎么写”的问题，仿佛一个手艺人总是考虑如何花样翻新。他可贵地保持了一种“学徒”心态，还在孜孜不倦地向前人学习“小说”这门手艺。在评判一件作品时，他选择的是“操作技术”这样的角度。如他对余华小说《现实一种》的评论：“你读第一遍的时候觉得是个天作，第二遍是天作，第三遍是神作，到第四遍的时候你就看出漏洞来了。漏洞在哪儿呢？前面90%，他都是按照完全冷漠、冰冷的视角去写的，到结尾作者开始恋战，舍不得离开这么美好的故事，舍不得结束它。他写那些人来分尸，有的来锯腿，有的来开肠破肚，有的拿走了心，有的拿走了肺。那段写得特别油滑。读了三四遍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作者不懂得控制结尾，不懂得怎么离开，所以导致这个神作里有个很别扭的问题，就是前面都很克制，后面就油滑了。而且有个合法性的问题，就是一个农妇怎么懂得遗体捐赠这一套东西，而且是代签。这个合理性不够。恋恋不舍最容易带来油滑，语言的油滑，和那种自恋的东西。很多年以后，《兄弟》那部小说，他保留的就是10%的这个油滑，90%的冷静全部不见，这是很危险的。我对自己很警惕。油滑是我看到的一个问题。每个作者都是这样，对自己稍有放纵，你的肮脏、自恋、丑态都会表现出来。”2这是从一个作者的写作心态、写作过程所作的观察。这种评说很难出现在专家学者的笔下，完全是小说手艺人之间的交流，非亲历小说写作之难不足以切中肯綮。 　　阿乙一直没有放弃写作技术方面的实验。最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待出版）中，阿乙一改此前海明威式的简洁，尝试一种绵长细密的新风格，多长句，少标点，随时加入内心旁白，这是向福克纳致敬的结果。在大量关于“小说做法”的研习中，他保持了纯正的文学路数，使自己成为古往今来的小说手艺的传递者。 　　小说中的“几何” 　　与手艺人形象相关，阿乙的小说讲究故事叙述的方法和整体结构。与前辈残雪、余华云山雾罩的叙述不同，他的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而且故事被放置在一个几何架构中呈现，极具形式感。小说集《鸟，看见我了》的开篇之作《意外杀人事件》，就是一篇按照“非”字的几何形状结构的小说，讲述六个人从六条小巷走出，在中间的大道上遭遇同一种命运：死亡。这篇小说的工程支柱是“非”字形，两边各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