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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地区碳生产率 　　摘要：现有文献对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相互关系有过不少研究，且大多数是围绕“波特假说”成立与否所做的讨论，鲜有文献本文在同一分析框架下直接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测算了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碳生产率，研究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碳生产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碳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亦得到了验证。当前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全国及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利于碳生产率的提升，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 中国论文网 /3/view-7181487.htm 　　关键词：环境规制；规制强度；经济增长；碳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26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0-0031-07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持续扩大和影响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水资源分布不均、海平面上升和农作物减产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威胁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必然选择。然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使得各国或各地区的碳减排不能脱离基本国情或具体的发展阶段，就中国而言，当前的碳减排应该是一种碳强度意义上的相对减排。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和《京都议定书》（1997年）的缔约国和推动者，中国政府提出“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提升碳生产率是中国在实现碳排放总量减少的绝对减排之前的首要选择。 　　实现碳减排控制和碳生产率提升目标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保障体系，当前的碳减排政策中以环境规制为主导的命令型政策处于主导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偏弱，环境规制的成效并不明显。由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联合发布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在全部参与排名的178个国家和地区中以43分的得分居第118位，较上一次（2012年）的排名下降两位。虽然我们不能因为EPI排名的持续偏后而否定中国在碳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环境绩效同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存在较大差距。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尚未摆脱贫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目标尚未实现，社会福利水平整体偏低，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实施环境规制的同时必须考虑经济增长问题[1]。另外，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各地区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所不同。环境规制同经济增长和碳生产率的关系较为复杂，厘清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同碳生产率的关系，最大程度地发挥环境规制对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以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格局，对于提高中国环境规制绩效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梳理 　　传统理论认为，环境规制是政府施加给企业的额外成本，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支出，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影响可以概括为“成本遵循效应”。政府实施环境规制后，企业一般在环境保护方面增加支出以达到环境规制的标准和要求，从而对企业其他方面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另外，环境规制相当于给企业的生产决策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进而加大了企业生产、管理和销售等环节的难度，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两种效应的实质是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即由社会承担的环境成本改由产生污染的企业来承担，从而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2]。Jorgenson和Wilcoxen[3]以美国为例实证研究了有无环境规制变量下的经济增长状况，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导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9%。持创新补偿效应（亦称“波特假说”效应）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环境规制只是增加了企业的短期成本，从长期来看合理的环境规制将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并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和设备，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Lanjouw 和Mody[4]使用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相关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以污染治理支出表征的环境规制强度与以环境专利数量表征的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赵红[5]研究发现，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由此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可以抵消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负面影响。 　　从环境规制与碳减排或碳生产率的关系来看，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Sinn[6] 提出“绿色悖论”的概念，认为遏制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会引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