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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说“寻根” 　　编者按： 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产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历史经验、社会心理等在文学上的反映。1985年“寻根文学”思潮的诞生便是当时知青一代文人集体经验的表达。三十年后，这一思潮在现代性语境下又形成了新的文学经验并构成对历史的现代性回应。在“历史/现实”的话语链条与“在场/不在场”的话语张力所建构的“后寻根”文学场域中，重读“寻根文学”便有了学理的支撑和文学史的指归。本刊特辟“重读寻根文学”专题，以历史当事人的追忆反思为基点，对产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并对当代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寻根思潮”进行高潮褪去后的宏观把握和微观透视，立足“文学之根”，回归“文学本体”，叙述“历史经验”，重塑“现代话语”，根植当下，其意义就是文学本身。 中国论文网 /5/view-7095630.htm 　　佘晔：非常高兴能和您以访谈的形式重读“寻根文学”。不少学者认为，1984年11月在杭州128陆军疗养院召开的文学讨论会是“寻根文学”出现的重要契机。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与会作家之一。您能不能跟我们回忆一下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和您当时的发言内容？与会作家、评论家当时谈论的文学话题有哪些？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韩少功：那次会议有一批活跃的作家与批评家参加，谈及的话题也多种多样。与会者周介人有一个简约的记录，曾发表在多年后的《文学自由谈》杂志，其余的记录好像至今未见。从那个提纲式的记录来看，文学“向内转”、现代主义、反思“伤痕文学”等，都是热门话题。本土文化传统也是话题之一，就此发言的好像有李杭育、李庆西、阿城、李陀等，还有我，但从发言比例来看，这个话题并未占有主导位置。在后来有些人的描述中，好像有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预谋”的“寻根运动”在这次会上闪亮登场，其实是夸大了。还有些后人津津乐道“先锋派”与“寻根派”的两条路线对峙，更属无中生有。事实是，当时与会的新派人士亲如一家，对阿城、马原等人的新作都是齐声叫好，没出现过争论。大家共同的兴奋点，主要还是如何摆脱那种僵硬化、图标化的政治小说模式，觉得当时很多“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作品，不足以摆脱这种旧模式。 　　佘晔：在您看来，批评家们用“寻根”一词来解读您的文学主张，与您的本意有一定的差距。但谈及“寻根文学”，必然绕不开《文学的根》这篇产生重大影响的短文。您能谈谈当时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灵感来自哪里？主要想理清什么问题？ 　　韩少功：杭州会议后，恰逢《作家》杂志约稿，我就把会上的发言略加扩充，写成了这一篇，强调作家在目光向外的同时，也要目光向下，不能脱离本土文化传统的根基。“文革”中流行“横扫四旧”，“文革”后流行“全盘西化”，虽然政治方向逆转，但前后双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恨不得给中国整体上来一个“文化大换血”。我对此非常怀疑。第一是可不可能“大换血”？第二是即便能够“大换血”，其利弊得失到底如何？”五四”运动以来无论“左”“右”的文化激进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都很任性，包括胡适、鲁迅等新文化旗手，都曾主张废掉汉字，现在看来当然是太简单化了。把苏俄现代化或欧美现代化的模式，当作中国只能复制和照搬的必由之路，看来也太天真了。文化自卑作为文化自大的倒影，是穷国最常见的通病，是国门开放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坎。从五四运动到新时期，这个“坎”困扰了国人近一个世纪。《文学的根》算是从文学角度捅破了这个话题。后来有人说，这实际上是新时期对创新“中国道路”的最早涉及，比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类似讨论早了一、二十年。 　　佘晔：《文学的根》有着理性的清醒与自觉，它与您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一系列优秀的寻根文学作品有着怎样的关系？您认为当时这种“寻根”意味浓厚的作品产生的历史契机是什么？它的社会语境有哪些？ 　　韩少功：观念归观念，作品归作品，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好观念就能孵化出一窝好作品。没这回事。不要相信这种“创意工厂”。文学除了“根”，还有叶，还有枝，还有水土和气候……条件一二三四五凑齐了，才会有一个好作品，某个观念充其量只是其中原因之一。被称作“寻根”作家群体的通常多用乡土题材，喜好本土文化元素，如此等等，但具有这些识别标志的作品，很多也是垃圾呵。正像“先锋派”和“写实派”，也有很多垃圾。这就是我更愿意谈具体作品、不愿意谈“派”和“主义”的理由。有些批评家总是喜欢把文学史描述成一种“团体赛”，各有旗帜和统一制服的那种，其实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佘晔：您又怎样看待自己与其他寻根作家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韩少功：所谓“寻根作家”，大部分是有乡土经验的人，特别是一些具有“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经历背景的人。他们在敏感的青春期游走于城乡之间，感受到文化的断层、裂变、震荡、撞击，有很多故事和心情需要释放。这算是一个共同点。当然，有的对乡土充满厌恶，有的则充满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