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不应被分为三六九等.docVIP

律师不应被分为三六九等 　　当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释放出或将对律师进行分级管理且设置出庭限制的信号之后，引发了律师界和法学界的热议，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论文网 /3/view-7177344.htm 　　为何会如此？因为律师们在乎自己的身份地位，在乎自己的执业权利。托克维尔说，在法治社会里，律师们地位显赫，但倾向保守，像一群贵族一样;而在前法治社会里，律师们地位不高，但往往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 　　鼓吹律师分级的理由之一是，律师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不如长期办同类案件的法官、检察官，所以应该对律师进行分级，让律师能与相应水平的法官、检察官匹配等。问题是，法官、检察官的水平是否也良莠不齐？难道法官、检察官所在的法院、检察院级别越高，其相应的水平就越高？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律师以及法官、检察官的水平？什么样的律师匹配什么样的法官、检察官？ 　　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如何厘定清晰？ 　　实际上，企图通过律师分级进行所谓匹配的想法是一种计划思维，似乎决策者知道完成这种匹配所必需的所有信息，就像计划经济的制定者假定自己知道供需之间匹配所需要的信息一样。 　　计划经济的普遍失败证明，没有人能够掌握经济有效运作所必需的海量信息。如此复杂、精致的任务只能交给市场，只有神奇的市场能够完成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个人都无法完成的信息收集工作，因为它依赖的是无数个参与者的自发协调与合作，依赖的是分散在无数个人手里的“地方性知识”。 决策者应该做的不是将律师划分为三六九等，而是尊重律师，减少形形色色的审批和壁垒。 　　当然，拒绝律师分级制度，并不是说律师之间的水平没有差别。毫无疑问，像其他所有行业一样，他们之间的水平肯定有差别，问题在于，让谁以及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他们水平的高低。 　　如果把这项任务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如何防止评判律师水平的权力不被腐蚀，如何制定程序规避可能出现任意、武断的标准，又如何知道权力机关是否掌握作出合理判断所必需的信息？不确定因素会导致权力机关无法被信任，进而引发矛盾。 　　那么，能否让律师同行作出判断呢？看起来似乎更加合理，因为同行之间比较了解。然而，如果同行的判断成为律师们能否在某个级别的法院出庭的依据，很容易导致律师群体的内斗和相互攻讦，为一些律师压制另一些律师制造借口。 　　既然如此，把判断律师水平高低的标尺掌握在消费者（当事人）手中，才是最恰当的。对于消费者而言，判断律师水平高低的标准主要是看其提供的服务如何。如果一位律师提供的服务令消费者满意，他就被认为是高水平的律师。消费者关心的不是一个律师是否头顶“大律师”之类的头衔，而是他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何。如果在现实社会中存在这种头衔的话，它也不应是某个机构或者若干同行根据某些简单、僵化的标准――比如执业年限等――评定出来的，而应是大量的消费者在享受了他们的高质量服务之后口口相传产生的。或者说，这样的头衔存在于消费者的口碑中，存在于同行或者法律人群体的心目中。 　　可能有人会说，律师水平的衡量涉及到专业问题，消费者怎么有能力进行评价？此言差矣。 　　消费者固然没有能力从专业的角度评价一个律师的水平，但消费者一方面可以从市场上获得甄别律师好坏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从自身的体会中感受到律师的水准。譬如，一位律师是否尽职负责，是否处处为当事人着想，一接触便能了解。又如，倘若一位律师在法庭上答非所问，或者被对方驳得体无完肤，消费者就会怀疑其水平。这就像消费者没有能力从专业的角度判断苹果手机的优劣，但并不影响他们作为用户有能力判断这种手机是否用起来方便、舒适、可靠等。 　　更何况，在存在着律师服务市场的地方，竞争的压力会迫使律师们争相提高自己的水准、改善自己的服务质量，优胜劣汰的规律让那些高水准的律师生存下来，让那些低水准的律师遭到淘汰。 　　在这样的市场上，消费者是理性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们会尽力寻找让自己满意的律师。只要消费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没有理由去担心他们是否最大化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在作出判断时当然会受到认知能力、信息有限等因素的局限，但除了上帝之外，谁不受这些因素的局限呢？ 　　正如所有的市场干预者一样，企图干预律师服务市场的人倾向于假定，律师之间会恶性竞争，消费者会受到误导，或者，消费者是不理性的或者无知的，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等。这是错误的假设，只要律师之间的竞争不是通过强制、欺诈等非法手段完成的，他们之间所有的竞争都是正当的;同时，只要消费者没有被强迫去购买律师的服务，他们之间的委托契约就应该被认为是自愿的。律师服务市场上的消费者和所有其他人一样理性（或者不理性），企图替他们作出判断不过是一种家长制的观念在发挥作用。 　　另外，支持律师分级制度者提供的论据之一是，英国、香港等地有律师分级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