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docVIP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忆及自己的中学时代，知名主持人曾子墨最深的一个感触是像“牲口”。 中国论文网 /5/view-7074703.htm 　　她曾经就读的人大附中在全国都享有盛名。这是一所以培养高分学生著称的重点中学，过去10年间，北京市高考状元近半都出自该校。近乎100%的一本上线率，更是让这所学校充满传奇色彩。能进入该校就读，往往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重点大学的大门。 　　“那时候，凡是期中、期末和各种名目繁多的全区统考，六门功课加在一起的总分，班里和年级一定要排名次。名次，也成为检验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曾子墨在自传《墨迹》一书里回忆。 　　在这样的校园氛围下，自称“一直舍不得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她，很快生出了使命感―不能不考第一。那时，她的同学们都称考试第一名的人为牲口，这个名号随即也落到了她的头上，一次又一次。 　　这种唯分数论的价值观后来直接影响了她大学时的专业选择。高中毕业时，成绩优异的曾子墨获得了保送北大的机会，她最后却选择了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人大国际金融系，理由很简单：“考分最高的专业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分数不比别人低，别人能学的，我也要学。” 　　从曾子墨的回忆笔触中，很难看出她对传统应试教育的情感。但在人生观的培养上，她对自己的中学教育持正面态度：“我渐渐明白，无论考试、工作，还是其他事，人可能都是这样，当别人认定你是第一，你便会暗示自己不能不做第一，多少次反复与轮回过后，突然有那么一天，你终于蜕变，成为真正的第一。” 　　和被分数成全的曾子墨不同，同样是重点中学出身的韩寒，经常被分数伤害，无论考了低分还是高分。 　　关于韩寒在上海著名高中松江二中的故事已经流传很广了，大都知道他是“差生”。其实，韩寒的初中时代，成绩并不算差。据韩寒父亲韩仁均在《儿子韩寒》一文中透露，韩寒入读聚集了上海金山区大批尖子生的罗星中学时，几门课平均成绩是91分，但由于班上都是高分学生，他只能排到42名，“倒着数反而方便”。 　　有一次，韩寒难得超常发挥，在一次数学测验中考了满分，结果却被老师认定为“作弊”，还将其父亲叫到了学校。 　　这件事给韩寒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阴影笼罩了我整个少年生涯”，他在博客中写道。 　　自此以后，他见到数学课和数学题就心生厌恶。多年后，重新看待这件事时，他如此总结：“虽然蒙受冤屈，这件事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那些更值得也更擅长的地方，我现在的职业都是我的挚爱，且我做得很开心。” 比考试更重要的事 　　若把时光拨回到数十年前，或许会发现，分数对一名中学生来说，也可以不那么重要。 　　很多人潜意识里认为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而不少“大师”的中学成绩都很一般，比如读大学时数学考了15分的钱钟书，比如只会写作文其他科目都很糟糕的闻一多……但这不影响他们在“大师”的路上越走越远。 　　考试从来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除了考试，他们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不管在普通中学，还是在精英中学。 　　1922年秋，12岁的曹禺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成为初中二年级的一名插班生。这所学校由教育家张伯苓和严范孙两人创办，是南开系列学校（一所大学，三所中学）的开端。在“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的教育理念主张下，南开特别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曹禺后来专注于话剧艺术，便与他在该校的求学经历有关。南开中学很早就有编演话剧的传统。1908年，张伯苓赴欧美考察教育，回国后大力提倡话剧（当时称“新剧”），常常与学生同台演出。 　　此种氛围下，曹禺萌发了对话剧的兴趣，加入了南开新剧团，之后遇到了他的启蒙恩师―新剧团副团长、戏剧大师张彭春。后来他回忆：“《雷雨》的构思很早了，在南开中学时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但是，当时还不知道写个什么样的戏。” 　　南开中学也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母校。1941年，小学毕业后，吴敬琏考进因为战乱而迁到重庆的南开中学。 　　“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直到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的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吴敬琏回忆说。 　　民国时代的中学有公立和私立之分，由于教育经费紧缺，公立教育普遍很差，有钱人家的孩子多半会进入私立学校。除此之外，一些教会学校也在当时的精英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 　　冰心1914年就读的贝满女中（今北京市第166中学）是北京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女校，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于1864年创建。 　　冰心刚到学校时，“很拘束，很郁闷。《圣经》课对我本来是陌生的，那时候读的又是《列王纪》，是犹太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