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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跨越百年的尊严与力量
李佩:跨越百年的尊严与力量
李佩先生的一生波澜壮阔,堪称传奇。
传奇的开端
1938年初,20岁的李佩离开天津的家,与两位女同学一起坐船南下到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李佩此行是不辞而别,但之前已在同学家里给自己的父母留了字条。这是她人生中重要的一步,可是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李佩出身于书香门第,而她却形容自己的父母“完全是旧社会的人”。李佩的祖父是江苏镇江的小商人,祖父把希望寄托到她的父亲李保龄身上,李保龄不负所望,先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后来又公费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矿冶,学成回国后在开滦煤矿做矿冶工程师,还把家搬到了北京。 李佩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工作照(2000年后)
1918年,李佩在北京出生,她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李保龄对儿女们很疼爱,不过,他虽然留学多年,思想却依旧封建。李佩曾回忆说:“表现在我们家里,第一,如果最后一个孩子不是男孩,家庭人口数可能还要增加,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古老传统;第二,家里的男女界限是很严格的,女孩子不能上大学,这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的反抗力就那么大的原因。”所幸母亲支持女儿念书,她虽然是没读过太多书的家庭妇女,但却认为“女孩子一定要有文化,要不然出去会受欺负”。在家庭内部的抗争与妥协之后,李佩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学校。
李家对子女管教很严,“因为教会学校管理严格”,他们便把女儿送进了教会学校。1936年,李佩从贝满女中毕业,经过一番抗争,父母终于同意她上大学,但要求必须上女子文理学院。李佩不为所动,她当时考上了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最后坚持选择了北京大学,进入“最时髦”的经济系。“为什么呢?北京大学虽然是男女合校,但我走读,天天回家不就没事了吗?就这样子,我的母亲还曾经专门来到北大图书馆,看我是不是真的在图书馆读书而没有回家。”进入大学后,李佩还“自作主张”地改了名字。“我大姨原本叫李佩珍,她自己觉得珍字太俗气,就去掉了。”李佩的外甥女袁和说。
尽管跨入新阶段,但事情永远不会如想象般顺利,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很快被中国风雨飘摇的局势打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大学也陆续停课。出于安全考虑,李保龄将家搬到了天津租界,李佩在天津家中住了半年,内心里还是想找个安定的地方读书,于是偷偷离家去了西南联大。因为性格活跃热情,李佩在西南联大曾当选学生会副会长,她对“左派”学生组织抱以同情,不仅经常参加“左派”社团活动,还利用周末时间组织青年女工认字、学习,帮助她们解决生活难题。
这段经历似乎为李佩的人生之路埋下了一颗小种子,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逐渐生根发芽。1941年,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去了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这是当时的进步协会,旨在“研究劳动问题,积极唤起劳动界本身觉悟,促进全国民众服务精神”,协会成员里既有中共地下党员,也有进步人士。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协会中以朱学范为代表的一派接受共产党关于全国工人联合抗日的主张,之后,朱学范又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会晤,开启了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合作历程。
李佩到中国劳动协会工作的第二年,美国工会决定向中国、英国和苏联工会每年提供捐赠来改善抗日战争中工人的生存条件,李佩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会经费的管理,她后来回忆说:“我们利用这些捐款办了一些工人夜校、福利社、图书馆与托儿所,帮助当时中国最底层的工人和妇女们学习文化知识。”那段时间,重庆发生过许多大型群众性活动,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校场口事件”,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组织群众开大会,反对蒋介石政府撕毁旧政协协议,中国劳动协会也参加了这次集会,惨案发生时李佩正好在场,当时郭沫若等人都挨了打,而李佩因为当时在帮一位认识的塔斯社记者做翻译才得以幸免。集会之后,劳动协会的政治态度更加明朗,而李佩也萌发了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开始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努力。
在中国劳动协会,李佩卓越的工作能力很快得到认可。1945年9月,她作为朱学范的助手一同前往巴黎参加国际工联的成立大会,并设法帮助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为参会获得了护照,她还在会上见到了邓发。当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为邓发送行的时候,李佩看到他带了一幅精心包裹的油画,十分好奇,一问才知道是毕加索赠送给毛泽东的,托他带到延安。可惜的是,在飞赴延安途中,邓发因乘坐的飞机失事遇难,那幅珍贵的油画毁掉了,李佩因此成了这幅油画唯一的见证人。国际工联的会议刚结束,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又在巴黎发起召开世界妇女大会,李佩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还被选为大会执行理事。由于当时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发护照,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邓颖超和蔡畅未能参加大会。于是,李佩在会议期间向主持人提议说:“因为没有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包括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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