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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儒家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摘 要：关于孔子和儒学的评价和研究问题，是十年动乱时期被”左”倾思潮搞乱了的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十年动乱破坏了研究孔子和儒学的正常环境，中断了对于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工作。十年动乱结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新时期为科学地研究孔子和儒学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1978年8月12日庞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提出重新评价孔子的问题，此后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性文章，到1984年9月26日到29日在曲阜召开全国孔子讨论全，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表明研究孔子与儒学的新热潮己经在全国范围形成。 中国论文网 /8/view-7157922.htm 　　关键词：改革开放；儒家文化；继承；批判 　　一、新儒学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大陆学术界对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斐然。这一研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开始的。门户打开以后，海外学者，首先是海外华裔学者，继而是境外港台两地学者纷纷来内地讲学，接着，他们的论文、著作陆续被引进，这当然只是外缘。内在的原因，则是内地学者反思“五四”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伤害，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的儒学研究在50至70年代前期这2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由于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因此进展甚微，对于孔子或儒学批判多于继承，把不少学者的精力无意义的耗损于“检讨自己”或“革命批判”的运动中去，无暇认真研究传统文化和儒学中的继承问题。 　　二、现代儒学的主要思想观点及主流代表人物 　　1.蒋庆先生――儒学复兴论（本位论）的代表人物 　　蒋庆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里，一切现代社会的困难和困惑都可以找到对策。他说，从1912年，或者更早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载体的儒学被中国人自己逐出了公共领域，中国人盲目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西方文化成了中国的文化主流，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自己历史与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蒋庆认为这就是儒家说的“以夷变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 　　2.李泽厚――西体中用论的代表人物 　　李泽厚是中国大陆80年代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儒学四期说”。“儒学四期”的风貌，是期待某种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正如第二期有不同于董仲舒却仍具汉代特色的王符、仲长统、荀说、杨雄、王充以及何休、郑康成等人一样，第三期有不同于周、张、程、朱的王安石（尊孟）、邵“雍等人一样，四期儒学至少可以有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哲学等不同取向。这些不同取向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也有矛盾和冲突。它们相反相成，正好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丰腴面相。 　　3、张岱年――马克思辩证论代表人物 　　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特点和规律。研究文化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见解独到，别树一帜，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又指出：“文化是发展的”，而这种发展“都是符合辩证法的。”正因为文化领域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当用科学方法，然而于一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外，还须用对理法，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对理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4、方克立――创新综合论代表人物 　　方立克先生把现代新儒学放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中来定位的，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来观察、认识80年代的文化论争，即认为当时的论争主要是发生在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三派之间。方先生认同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主张，并将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在多篇文章和谈话中都表示既不赞成文化激进主义，也不赞成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认同文化的综合创新主义（论）。 　　如何处理中学、西学、马学这“三学”（“三流”）的关系，马先生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设想，主要是想解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二者统一、相结合的问题。综合创新文化观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它在内容上还需要深化和明晰化。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三、儒家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1.要对话不要独尊 　　在新的世纪，儒学应当彻底抛弃“惟我独尊”的幻想。儒学应当在世界文化的大平台上，与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体系进行接触和交流，进行思想的对话，以期消除矛盾、达成共识。这就是新世纪的文化磨合过程。儒学只有经过这种文化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