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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影像舆论战 　　摄影术传到日本的时间晚于中国，但日本人对于摄影功能的开发与利用，远甚于中国。尤其是在甲午中日之战到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日本成了拍摄中国最为全面、系统的国家――其拍摄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过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拍摄。然而，日本人拍摄的中国，并不仅仅止于记录。 中国论文网 /7/view-7236426.htm 　　在这五十余年时间里，日本人镜头里的中国，有风景地理、城镇概貌、建筑构造、民众生态、风尚习俗，有对中国物产、环境、生态和中国人的纯粹认识，有出于对建筑、宗教、文化和艺术的专业性研究，也有知己知彼以谋取非分之想的长远准备。而与中国的战争，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包括中国的内战）或类似于战争的中国政治事变、国家内乱、社会冲突和民族危机，始终是他们镜头关注的重点。早期，研究机构中的学者或探险家以及受雇于军队或者公共机构的职业摄影师，是拍摄中国的主要人物；1920年代，受命于官方或军部的专业影像与数据的采集者、调查员、新闻记者、间谍，明显增多；1931年之后，为战争提供服务的明确性、针对性，成为在华日本摄影师的共同特点，其身份有职业摄影师、新闻媒体的摄影记者，也有直接隶属于军部和政界的文宣人员。其摄影成果大多在日本国内通过出版画册、图录和摄影画报杂志的方式予以传播，除了部分目的明确的学术研究之外，许多都成为其侵华过程中展开情报搜集、战争宣传和建构利己化的主观事实以引导舆论的视觉媒介。 　　此一历史期的日本在华摄影，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早期的甲午之战到九1931年至1945年，摄影从被动地服从、服务于战争到自觉主动、完全彻底地为战争所征用，工具的角色渐渐嬗变为一种武器，协助其军国主义侵略中国。 　　限于篇幅，本文专注于1931―1945年间日本侵华时摄影作为传播媒介协助战争所展开的舆论战。 　　军国之仆与宣传战 　　如果说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激发了日本民众对于摄影的热情，摄影借助于针对战争和时事新闻的传播，完成了媒介功能的凸现的话，那么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摄影尤其是新闻媒介中的摄影从属于政府和军部的侵华战略，实行舆论控制和舆论制造，则将作为媒介的摄影，实现了功能变异。 　　摄影在侵华战争中所起的信息采集和舆论引导作用，其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摄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战时的日本已经日趋成熟，具体表现在社会基础和政治生态上。报道摄影的观念与蒙太奇传播法在摄影界的普遍运用、摄影技术的提升以及物质基础的保障、民众对于视觉化传播媒介的需求、军事组织和政治集团的利用性开发，共同促使了日本摄影在侵华期间媒介价值的大爆发。 　　摄影作为传播媒介承担起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技术和资金实力上的支持。随着民众对于摄影新闻的需求激增，报刊社对于摄影采访的投入也不断加大；1927年大正天皇举行葬礼时，《朝日》《大阪每日》和《电通》等报刊为抢时效，已经动用了飞机传送新闻照片，开创了昭和时代新闻媒体的摄影报道战――“飞机参战”的时代。很快，这种手段被运用到日军侵华前夕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1928年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日军拍摄的一组事故现场的照片在6月5日就由《朝日》的“初风号”经平壤送至大阪，再由飞机送达东京总部，近两千公里的距离，不足十个小时，“在一天时间内，中国奉天（辽宁）发生的事情，东京、大阪就能用新闻照片报道出来了。”（1）此时，日本的摄影及其传输技术已遥遥领先。《大阪每日新闻》从法国输入了贝兰式传真摄影机，《朝日》《电通》从德国西敏斯和哈鲁克斯引进了德制摄影传真设备，它们分别被安置于东京、京都和大阪等主要城市以加速图片的传输。此外，日本的技术人员还发明了国产的传真摄影机，其传播时效远远快于传统的人工投递和运输。 　　摄影传播的社会条件日趋成熟，也是摄影发挥媒介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产业资本主义获得高度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工人阶层开始形成、妇女步入社会、以领取薪金为主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社会中出现了消费文化，摄影作为文化消费的一种开始遍及更大范围的民众群体。这种情况在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之后，尤为明显――以此为题材的摄影集出版，在此后数年先后出版了二十余个版本。1923年1月，作为《朝日新闻》周日版的附刊随报赠送的《朝日画报》创刊，标志着日本现代意义上的摄影画报业正式起步。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务，经由摄影，开始获得直观的认知，摄影的地位渐渐树立。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中国剥夺的巨大利益使日本的国际地位与英美法并列为“世界四强”，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量迅速增加，而图片报道的数量与分量，也与日俱增。其中突出表现在《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时事新闻》等一些全国性的大报，摄影从作为文字报道的辅助品到独立承担主题性报道，或者以画报和报纸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