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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医联体”困境 　　分级诊疗要实现首诊在基层、大病小病分开就诊，就需要建立双向转诊渠道。近两年，区域医疗联合体（下称“医联体”）被视为实现分级诊疗、提高基层医疗机构能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论文网 /3/view-7195394.htm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按照各地规划，到2015年底，全国至少有435家各种形式的医联体，管理合作模式多种多样，有托管，有帮扶，也有直属。 　　虽然发展较快，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医联体发挥的效果还有限。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医联体主要由政府部门牵线形成，采取技术帮扶和业务合作的松散型联合模式，加上利益分配补偿机制没有配套，医联体成员医疗资源统筹共享的积极性不高。 　　“主要还是利益问题，大医院的逐利机制不变，就会想办法留住病人。”国家卫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下称“浙医二院”）院长王建安认为，医联体是多家医疗机构在一家主导医疗机构管理下，实现机构运营和医疗服务联动，进而达成医疗资源优化组合和有效利用。而形成这一体系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不同医疗机构隶属不同的政府部门和财政预算单位，人事任免权、编制审批权、医疗设备购置审批权和财政投入分配权等，都是所属部门的既有权力。 　　貌合神离？ 　　“现在很多地方搞的医联体，都不是真的。基层有病人治不了，请大医院医生过去做个手术或帮助诊断，这不是医联体。”原卫生部部长高强近期在一次论坛上表示，真正的医联体是各类医疗机构融为一体，借助科学的合作机制实现患者的合理配置，但不是合并，各机构需保持独立的法人地位。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各省市卫计委政策文件发现，2015、2016年是医联体建设的快速推进期，不少省市都规划建立多家横向、纵向医联体。而医联体将以何种模式可持续运作，科学的合作机制到底如何建立，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已建立的医联体多数属于松散型，医联体成员单位名义上资源互通，其实多强调大医院的帮扶角色。例如，基层医疗机构与中心医院签署托管合作协议，大医院作为托管方为其提供技术帮扶、人才培训，并且选派专家定期到基层医院坐诊，以此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但资源如何互通、利益如何分配，并无明确的规则和要求。 　　“现在基层都准备好了，但上面的二三级医院不够积极。闵行区签约的四家大医院承诺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号源，但没有明确的机制保障，不知道能不能落地。”上海市闵行区卫计委人士告诉记者。 在分级诊疗中，顺畅的双向转诊是重要一环，“医联体”是探索之一，但目前效果并不好。如果化解不了“医联体”困境，患者基层首诊的意愿就难以提高。 　　而对于从2007年就开始自主探索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简称“医共体”）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来说，这几年兴起的医联体让原院长王杉有些难以理解，“搞拉郎配，硬划片区，医院之间的学科发展也不一定平衡和匹配，我们之前合作的一些医院和社区现在已被划出去了。” 　　而对医联体普遍要求的大医院专科医生到社区坐诊，王杉也有不同看法，“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承担的职责重点不同，下到社区的效率并不高”。例如，神经外科大夫，在北大人民医院一上午能看20～30个病人，而到社区可能一上午都没有一个病例。 　　据了解，北大人民医院主持设计的医共体于2007年9月正式启动，目前已覆盖全国370多家医疗机构，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形成了医疗服务、人才培养、健康管理、医院管理四个功能模块。 　　“为什么叫医疗共同体，我们之间只是完全自愿的契约关系、业务联系，没有产权关系，连经济联系都没有。”王杉说。 　　业内人士认为，采取契约形式、以大医院发挥帮扶作用为主的医联体只能算是初级阶段，搭了个松散框架。这一阶段常见的现象是，大医院出人员和设备支持社区医疗，可能影响自身诊疗工作甚至要贴上成本，渐渐也就不再热心。而社区中心也很难因联合而提升服务能力、进而成为承上启下的分诊节点。松散型医联体的最终结果可能会是各自为政、貌合神离。 　　扯不断的利益 　　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说，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没有一家医院会“心甘情愿”培养竞争对手，也没有谁愿意永远“寄人篱下”或替他人作嫁衣裳。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研多家医联体了解到，利益分配机制不明确和激励机制缺失，可能会影响医联体的可持续运行。 　　“我们对社区医疗机构没有任何的要求，设备、医疗服务、继续教育，我们都可以提供，政府对医共体没有补贴一分钱，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医院整体品牌的塑造。”王杉说。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俗称“红房子”）院长徐丛剑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医联体的成立，从经济利益来讲，牵头单位要付出一定代价。 　　据了解，2015年10月，“红房子”牵头联合复旦下属其他11家提供妇产科诊疗服务的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