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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定位 　　摘要：在生态文明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创建过程中，面对生态治理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困局，将“引导型”这一职能模式作为政府在生态治理中职能转型的改革思路和取向，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服务作用而非干预管制作用，真正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合作生态共治，应该是一个积极方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职能模式取向主要是：引导全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提供强有力的生态治理法律法规环境、构建和创新规范有效的生态治理机制、理顺生态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合作以及理性参与的生态善治模式等。 中国论文网 /4/view-7208840.htm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治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生态善治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21-04 　　以技术和理性为内核的工业文明在事实上形成对自然的毫无节制的掠夺，导致经济发展与生态危机相伴而生的窘境，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本可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避免其发展教训，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但是，历史与现实等多种因素交织下的中国却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局。这与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职能模式选择有相当大的关系。传统的环保职能是一种被动式的干预型职能，其特征集中表现为“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环境治理选择。张康之教授曾提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概念，代表了政府职能模式建构的一个新的视角。在生态文明以及环境友好社会的创建过程中，面对生态治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困局，引入这一职能模式作为政府生态职能的改革思路，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服务作用而非干预管制作用，真正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合作生态共治，应该是一个积极方案。 　　一、生态治理中政府职能模式转型的必要性：理论与现实困境 　　1.生态治理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生态环境本质上属于一种公共物品，具有经济人属性的生产者受到市场机制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对这些具有特殊属性的公共资源进行掠夺毁灭式的开采使用，利益相关者们在使用这种公共生态物品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会产生集体行动困境而造成众所周知的“公地悲剧”。而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特点也决定了民间组织和私人力量不愿意冒着产权不安全的风险进行长期性的投资，或者是对这种付出多、回报缓慢的投资项目不积极或者不感兴趣。市场机制自身自利性、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以及生态产品的非营利属性都会导致生态治理的市场失灵。因此，生态治理被视为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学界普遍认为政府可以也应该通过强制手段避免生态治理中出现私有化和 “搭便车”行为，以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 　　20世纪初，经济学家庇古在研究当时英国的空气环境污染时，认为在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差额，这一差额不能在市场上靠“看不见的手”自行消除，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面干预，采取向企业征收税款（庇古税），将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1]这个理论为政府出面解决“市场失灵”提供了理论基础。 　　20 世纪 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开始了大规模政府干预的行为导向。大政府无所不包的功能产生出干预型的政府职能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在初始阶段确实很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市场失灵”问题，尤其在生态治理上成效显著。然而，作为社会上唯一垄断了合法暴力拥有权的政府，在通过使用规制、税收等政策工具开展生态治理进而为其在生态治理中赢得主体性和合法性的同时，其中往往也伴随着暴力和强制，有时甚至呈现“政府失灵”的状态。因为“政府除了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之外，也具有为自身组织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属性”。[2]在生态治理中同样如此，政府的自利性属性可能会导致其做出与本身职能不符的行为，带来生态治理行为的低效率甚至负效率、生态环境政策的失误，甚至于设租寻租及腐败行为等等。 　　2.目前我国生态治理中政府职能模式的困境。目前我国生态治理中政府职能模式表现为一种干预管制型职能模式。其存在问题集中表现为： 　　首先，生态治理中的政府职能虚位化。一方面习惯于用规章制度来约束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行为。比如，有关管理部门制定具体的行业污染标准，给企业下个减排指标，一切由企业来做，政府只是定期进行监督检查，不达标则处罚。在资源环境问题上政府实际上只充当了一个执法部门，而没有对生态文明建设起到总揽全局的作用，没有完全体现政府的应有职能;另一方面甚至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地方政府常常在经济事务中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而在环境治理中则持“不求无功，但求无过”这样一种所谓的“不出事逻辑”。[3] 　　其次，过分依赖政府行政权力的运行，习惯于用权力管制行为来约束生态破坏、环境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