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我就是一个传统作家.docVIP

石一枫:我就是一个传统作家 　　 杨晓帆：您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今年六月荣获百花文学奖，最近您在《十月》发表的中篇小说《地球之眼》也反响热烈。我读过您的一些早期作品，像《恋恋北京》、《红旗下的果儿》、《不许眨眼》等，真是觉得不太一样，《我妹》的感觉跟您目前的创作最接近。能谈谈这种创作调整吗？ 中国论文网 /5/view-7080149.htm 　　 石一枫：我之前的写作和现在完全是两码事。那时候还是学人家的，从《恋恋北京》之后，特别是《我妹》，我的语调才基本变成现在的样子。以前写作多嫩啊，那种幼稚恰恰就表现在它的熟练。本质上是别人的路子，不是我自己独特的东西。朱文他们那时候都那么写。我唯一有点小自得，也就是觉得自己那么年轻，就可以把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得还挺好。但那就是幼稚，是为了炫技。现在写作的目的很清晰，知道应该拿文学做点什么，也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去面对世界，用我独特的方法来看待社会。 　　 杨晓帆：虽然您的近作最受好评的地方，是您塑造了陈金芳、安小男这样的典型人物，但我觉得您塑造的所有人物中，“我”这个形象也特别重要。“我”似乎总是处在一种意义的焦虑和虚无感中，通过他的眼睛，我们才看到主人公的人生故事，而在他与主人公的交往中，他的性格、他对自己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您怎么看待这个“我”的设置？这些“我”是怎样的一类人？ 　　 石一枫：我写得最顺的状态里，都有这个“我”。这个“我”往往比小说实际上的主人公复杂。如果没有这个“我”，我写东西其实很平庸。这也算我的局限和瓶颈吧。比如就有人说，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你就写不了。我也不是写不了，但写出来绝对没有这个好。必须承认，很多时候这个“我”其实就是我个人的折射。他是小提琴手赵小提，他是一个叫杨麦的美食记者和文化混混，《恋恋北京》里有他，《我妹》里有他，《地球之眼》里也有这类人。这个“我”越丰富，我写出来的东西也越丰富。比如在《世间已无陈金芳》里，这个“我”就通过陈金芳来认识自己。他不光要面对工作、爱情，他还要面对自己生活的时代。 　　 其实我刚开始写这类人时也是误打误撞，后来发现特别好用。这类人是有点智慧、有点良知，也要点儿脸的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者肯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这样一个时代，人能意识到自己是犬儒，他就已经不错了。还有人把坏的当好的，臭的当香的呢。客观地说，这些犬儒主义者已经是这个时代中最开阔的人。他们虽然什么都怀疑，什么都不相信，本质上是无根的人，但他们又没有拥抱我们这个时代最赤裸裸的拜物教。他们是中产阶级中的异类，真正的中产阶级都忙着挣钱呢。这些人虽然只是受过一点基本教育，但相比精英们，他们要更务实，相比那些还在为生计犯愁的人，他们又没有什么生存问题，还能有工夫琢磨琢磨别人。这类人是社会里的边缘人，他们能看到比别人更多的社会。 　　 杨晓帆：相比“我”这样的犬儒主义者，您的小说中还有另外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陈金芳、安小男、小米那样的人，特别轴，飞蛾扑火般要去改变生活。另一类人恰恰相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特别知道游戏规则，他们既是成功人士，又是无耻的纯流氓。我觉得“我”是处在这两类人物之间的，他们可能才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真实状态。 　　 石一枫：对，传统戏曲里也讲究“正、反、合”嘛。“我”就是“合”的状态。如果社会上都是“我”这种人，既聪明又无耻的犬儒主义者，那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变数了。它之所以能变，是因为有陈金芳们。比如北京如果只剩下“我”这样的原住民，北京这个城市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是陈金芳给这个城市带来了祸害，也带来了活力。“我”这些人，他们特别能认识社会，但毫无改变社会的能力。正如马克思那句话，哲学家第一任务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我”这种人就没有改造世界的勇气和能力。当然，他也知道是非好歹，他也有七情六欲，他的情感都是正常人会有的，当他面对比如《地球之眼》里面那种极端情况和是非选择时，他也明白怎么选，但这种人是没有行动力的，他改不了。说实在的，芸芸众生，大都如此，反而那些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才有行动力。孟子有云，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这帮人都有是非之心，都是合格的人，但为什么尼采还说改造社会要靠“超人”呢，光有人还不行。像《我妹》结尾里“我”的改变，其实是非常幼稚的，太理想主义了。我当时是写长篇小说写到后面，觉得把自己心情弄得特差也没必要。 　　 杨晓帆：那相比“我”这样的人物，陈金芳的选择和行动会不会也很理想主义呢？毕竟陈金芳们最终还是失败了。 　　 石一枫：陈金芳这样的人物虽然跟“我”不一样，但他们想要的和大多数中国人想要的是一致的。中国这个社会从来就不缺投机分子和赌徒。《世间已无陈金芳》这个小说其实就是在写一个非典型的中国人看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故事。“世间已无”的标题本身包含了改变身份的含义，她其实是文学史早已出现的一类经典形象，于连、拉斯蒂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