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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私人考古 　　 在“想象台北”的文学谱系里，上世纪70年代末即成名文坛的朱天心，尤其值得关注。作为一个生于台湾、长于台北的外省第二代写作者，朱天心三十多年的台北书写，既刻印着鲜明的时代变迁烙痕，又缠绕着复杂的族群身份冲突，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台北这座有着多重历史渊源、屡经乱离沧桑的移民城市，无疑是一个颇具表征性的研究对象。 中国论文网 /5/view-7076798.htm 　　总体而言，朱天心的整个创作和她笔下的“台北想象”有一个前后期的变化。其早期的作品以成名作《击壤歌――北一女三年记》为代表，多写闺阁情怀和青春的烦忧与理想，这一阶段的“台北”是“小虾”和小伙伴漫游、成长的地方，但不是“她”思之念之的故乡，“她”心灵的栖息地在别处，那是一个她未曾去过却不断听说的地方，那里有长江、黄河，有杏花春雨，有大漠孤烟，那里是她终究要回去的“老家”。漂泊台北的“异乡人”――或许这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外省写作者所不得不面对的真实处境和幽微情绪。1949年因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大约有近两百万军民眷属背井离乡，去到那个孤悬海外的岛屿，他们来自不同省份有着各自的家乡记忆，在台湾却被统称为“外省人”。正如白先勇所慨叹的“外省子弟的困境在于：大陆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悲剧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辈共同承当……”。（白先勇：《？?T现代文学？?U创立的时代背景》）承担的后果之一，便是挥之不去的故国遗民情结与客居思乡情绪。就像白先勇笔下的那些眷恋着南京的浮靡往事和上海洋场摩登的“台北人”，他们的心不在台北，根也不在台北。 　　朱天心书写台北的变化，大约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如许多研究者所谈到，她的改变一方面与台湾从戒严到解严，从一党到多党，从中国化到本土化的社会变迁有着密切关联（参见王德威《老灵魂的前世今生》）。在这期间，朱天心曾与家人回过一次想象了多年的山东老家。之后的一篇文章中，作家写到“开放大陆探亲实在别具意义，它让在台湾生活了四十年的外省人有机会走出梦幻，经历一次真正的选择（而非被迫的选择）：可以回去了，回到想了四十年的地方，随即或多或少经历了马森式的中国啊！你仍是我的困惑，而后回来台湾（绝大部分），因而发现自己真正熟悉、真正想死生与共的原来是台湾。”（朱天心：《读盖洛普眷村调查有感》）自此，作家告别父辈老家的幻梦，开始将目光聚焦在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终将埋骨于斯，爱之深恨之切又不离不弃死生与共的真正故乡――台北。中篇《古都》即是她创作后期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写于1996年，那一年朱天心38岁，作品以一个中年女子的独语式倾诉展开整个故事。可以说，这是一篇以私人记忆缝合台北历史的小说，也是作家人到中年，带着更深沉的“自由”和“爱恨情仇”“重新探险台北城市”（朱天心语）的集大成之作。 　　在与舞鹤的创作对话中，作家曾说起她写这篇小说的缘起：“在之前十年的某深秋，站在特洛伊遗址畔，俯身探看那因战火因频频毁灭性的地震而层层累累建了又建的七层遗迹（我的帽子遭一阵大风吹落入某层废墟，脚踝边亭亭一朵雪青色的蒲公英），每一化石层皆充满一代人的记忆，我决定用这个方式来写《古都》。”（朱天心、舞鹤：《朱天心对谈舞鹤》）一座城最终变成了层层累累的遗迹和化石，每一层上都烙印着一代人的记忆。然而遗迹不语，化石沉默，又有谁真正读懂了那历史废墟上累累的罅痕，又有谁用心去倾听那残骸碎片无声的诉说？或许是特洛伊的沧桑景象触发了作家对台北这座收藏着自己生命痕迹的城市的恐慌。写《古都》，她要深入城市历史的深处，探看那些被层层粉饰的断壁颓垣，触摸拼贴堆叠之下的沧桑变迁，打捞一代代人被宏大叙事擦拭或改写的城市记忆。借用王德威的说法，朱天心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福柯意义上的“考古者”，“她幽灵般穿刺于断层之间”（王德威：《老灵魂的前世今生》），要完成的是一次建立在废墟之上的台北考古。 　　小说对台北历史岩层的探考首先从个人记忆开始。劈头一句“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直接将追溯和叙述最小化，还原到个人――“你的记忆”。无论“你的记忆”是否算数，故事就从这里讲起。“你”接受昔日好友小A的邀请，相约到日本京都见面一叙，在现实中“你”踏上去京都的会友之旅，在想象中“你”也开启了去往十七岁的回忆之旅。那是二十多年前，“你们”曾经结伴游走的青葱岁月：那时候的天空蓝多了，那时候的阳光并不觉得热，那时候的体液和泪水清新如花露，那时候的人们非常单纯天真，那时候的树也存活的特别高大特别绿，那时候咖啡馆、速食店、PUB非常少，那时候人们还在听披头士，那时候“你们”总是说出城就出城，迎着风唱着歌四处闲荡……小说以一连串“那时候”的细节带“你”回到十七岁，也带读者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台北。与“你”的记忆有关的人、事、物、景，所有的感觉、氛围和气息都随着一句“那时候”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