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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探源溯流的创新力作 　　赵兴勤教授的新著《中国早期戏曲生成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征引该书只注页码），2011年被遴选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最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值得祝贺。评审专家谓：“该成果涉足前人未曾研究的学术领域，细心钩沉史料，科学架构，辨证思维，开辟了戏曲生成研究的新领域，是一部相当成熟的著述”（“后记”，P459），恰是对是书突出特点的全面总结。 中国论文网 /7/view-7211440.htm 　　拿到这部刚刚出版的50余万字的大著，笔者婆娑良久，爱不释手。拜读之余，认为“创新”二字可谓《史论》之关键词。而创新之具体表现，约有如下数端： 　　首先，是选题上的创新。随着戏曲研究的升温，戏曲史论著大量出现，其中不乏富含学术价值的精品力作。但若细细考察，会发现“锦上添花”的著作比比皆是，独辟榛芜、称得上“雪中送炭”的则相对较少。戏曲成熟之后各朝代、各体式、各地域甚或各剧种的研究都不乏其人，而对于戏曲怎样生成、如何成熟的探讨却难能一见。重“流”而溯“源”不足，不可不谓之遗憾。正如一棵苍天大树，人们或艳羡其枝繁叶茂，或感慨其虬枝交错，甚或对暂时栖落其上的鸟儿之啁啾亦赞叹不已，却唯独难以“接地气”，看到它深埋于地下、蛰伏千年的“根本”。其实，古人就很重视对“源”的回溯。刘勰在《文心雕龙“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目光短浅、以偏概全，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究其原因，就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以他才“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赵教授与前贤心有同契，亦指出：“古代戏曲研究者的兴趣，多集中在元代以后已经成熟的戏曲样式上。如果把戏曲研究比作一株参天大树，那么，对树干、树枝甚至树叶这些可见部分的研究比比皆是，而对于深埋地下的树根的发掘与梳理却表现出严重不足。”（“后记”，P459）作者在学术旨趣上，从不愿“随人短长”，所以才不畏烦难，甘为云梯，以“十年磨一剑”、十指成茧的毅力，字斟句酌，前修后改，历经十个春秋，锻造出这样一部极富创新性的力作。 　　其次，是架构上的创新。既然名之曰《史论》，定然要以时间为线索。然而赵先生却能不以此为拘囿，而是宕开思路，从更为宏大的生成背景着眼，以9章40节的篇幅，把戏曲的发生过程划分为“混沌期”（第1章）、“演进期”（第2―3章）、“融合期”（第4―7章）、“成长期”（第8―9章）四大板块。作者就像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操起学术“手术刀”，或横切，对每一板块里诸艺术门类之间相互连接、交织、影响的复杂关系不断进行剖解，对神经末梢一样细微而敏感的线索不断进行缀连；或纵剖，详述不同的艺术基因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融贯到一起，发生、发展并进而孕育成形的。《史论》把辽金戏剧的研究放诸北宋、南宋之间，在分析此一时段戏曲艺术因时、因地而变的同时，论述其在戏曲发展史中的特殊作用，尤见卓识。辽金戏剧乃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环节，论者往往将其独立于宋代戏剧发展链条之外，其实是人为割裂了戏曲发展的全貌，并不妥当。赵先生如此表述，恰是尊重历史的表现。 　　再次，是方法上的创新。一本论著的学术价值，并不在于其使用了多少种方法，甚或多少种别人没有使用的方法，而要看方法是否合宜，能否收到功效？《史论》所采取的学术方法，并不是说在别家著作没有见过，而贵在综合利用，且每一策略都带有针对现实问题的鲜明指向性。如“多重证据互证法与人类学立场”（P5），针对的是只重纸质文献的学术取向。作者试图“通过引入插图这一特殊的符号系统，图文互证，为戏曲生成的研究提供一个特殊旁证”（P5）。全书62幅插图，与书中文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是文字的直观呈现，更是文字和论据的科学补充。作者论及汉代百戏，征引的画像石（砖）或壁画，分别来自山东、四川、河南、江苏、内蒙古等地，辐射面相当广大，令读者对其观点深信不疑。值得注意的是，赵先生还就接受群体欣赏情趣与艺术形式生成的关系作了令人信服的阐释，给人以颇多启迪。再如“大文化史观与民族学立场”（P5）。谈起戏曲，人们第一个想到的要么是京剧、要么是昆曲，仿佛舍此便无他。探究戏曲的生成，如果落脚点仅仅是汉族戏剧的兴衰，那一定是不完整的，也不符合艺术发展的历史真相。《史论》不管是剖析雅乐向俗乐的递嬗，还是诠解戏剧语言风格的形成，都格外关注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互动，以及异质文化互相吸吮、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还有就是“大戏曲史观与发生学立场”（P6）。长期以来，学界存在这样一种偏向，戏曲史一度成为作家史和剧本史，写了什么、谁写的几乎成为研究的全部。而作为综合性艺术的戏曲，它的生成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决不可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除《史论》外，赵先生编纂的大型丛书《清代散见戏曲史料汇编》（已出三编，凡八册），兼及与戏曲发展相关的其他伎艺，如唱曲、说书、木偶戏、影戏、杂技、幻术等内容，亦是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