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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 　　摘 要：1920年代的“湖畔派”诗歌，自由、活泼、清新、自然，抒写爱情，描绘亲情，歌咏自然，挑战封建礼教，曾经风靡一时，引起轩然大波。这个现象耐人寻味，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中国论文网 /5/view-7235507.htm 　　关键词：诗歌；内容；清新；意义 　　作者简介：车向东（1974-），男，陕西宜川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现供职于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1 　　湖畔诗社成立于1922年4月的杭州西子湖畔，它仅有的四个成员都是年轻人――包括一个20岁左右的上海店员应修人与三个就读于当时被誉为南方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中学生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他们因对新诗的共同爱好而结为诗友，相互切磋，以至结社出书――包括《湖畔》（1922年5月）、《春的歌集》（1923年12月应、潘、冯）、《蕙的风》（1922年8月汪）、《寂寞的国》（1927汪）、月刊《支那二月》（共出4期，第1、3、4期各8页，第2期12页）。他们的诗歌中并无革命的电闪雷鸣与时代的风云激荡，艺术风格清新自由却也不无稚嫩的痕迹，然而“湖畔四诗人都是五四的产儿。……他们都呼吸了时代的新鲜空气，不仅接触了中国的古代文学，而且品尝了异域艺术的美酿，吸吮了五四新文艺的果汁；他们都满怀爱国的热情，强烈地反对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他们都年少天真烂漫，较少受到旧思想和世俗的污染，入世不深；他们感兴趣的是友谊和爱情，在诗创作方面，他们都以抒情小曲见长，融合中国古诗的意境，日本短歌的抒情，俳句的即景寄情，小诗的质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2] 　　诚如冯雪峰所说，湖畔诗社“实际上是不能算作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的，只可以说是当时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的一种友爱结合。”[3]但它以自己独特的姿态与声音汇进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新诗潮流，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诗派而引人注目。他们在湖畔歌笑歌哭，抒发真情实感，用实际行动印证了别林斯基的名言：“诗歌是生活的表现，或者更确切点说，就是生活本身。”“抒情诗表现一个人的主观方面，把内部的人揭示于我们眼前，因此它整个儿是――感觉、感情、音乐。” 　　除汪静之外，其他三人更多的是抒写人间的亲情和美丽的大自然。朱自清就认为：“就题材而论，《湖畔》里的诗大部是咏自然。”[4]如应修人的《柳》：“几天不见，/柳妹妹又换了新装了！/――换得更清丽了！/可惜妹妹不像妈妈疼我，/妹妹总不肯把换下的衣裳给我。”这首诗充满天真的童趣，写出了春日乍见柳绿的情致与惊喜心情。一句“可惜妹妹不像妈妈疼我”尽显幼稚之趣，令人忍俊不禁。看来“诗人与女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句话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换个角度看，这一句”其实就是不自然，不够天真，大约是凑句子，好像配不上柳衣裳给我了。”冯雪峰常以农民之子的质朴入世情怀关注着“人世间的悲与爱”。他的《睡歌》极其细腻动人地表现了一个劳动妇人对孩子的爱和自己善良的品格。她希望孩子不再啼哭，静静地睡，并非为了自己休息，而是有一大堆家务事等着她做；是因为怕孩子又被爸爸打。至于她自己，不叫苦叫累，不怨天尤人；因为孩子哭而自己遭到丈夫的打骂，也不难过；对人生没有别的希望，只盼孩子快快长大，成为一个健壮的劳动者，自主地选择一个妻子。该诗最后写道：“我即被人误了，/我决不忍再来误你呵，/但你千可万可，/总总不可像你爸待你妈这般，/待你底爱人呵！”这位令人敬爱的母亲，真是具有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说的那种精神：“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以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作者在《附记》中说：“此篇也许可作我母亲的写真，我作时泪便比诗先出而且比诗多。”汪静之《被残的萌芽》深切真挚地同情了备受社会歧视的“被挤到世界以外”的私生子，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怕是绝无仅有的；《孤苦的小和尚》为连父母是谁也不知道的孤苦的小和尚洒了一掬同情的热泪。 　　相对而言，应、冯、汪三人的诗作基本上是“歌笑在湖畔”，而潘漠华则“歌哭在湖畔”。这是因为他的家庭受到纷至沓来的打击，发生接二连三的悲剧――父兄冤死，母姐蒙羞――使他心灵上划开一道道流血的伤口，笼罩着浓重的阴影所致。他在与封建宗法势力的对峙中托起了他苦涩、凋零的爱之花。其处女作《小诗六首》开篇便是“脚下的小草啊，/请你恕我吧，/你被人蹂躏只一时，/我被人蹂躏是永远啊！”读者从中感受到“我”是多么善良与慈爱，“我”既是抒情主人公，也使人联想到所有被压迫者。诗的字面意思并不激愤，但其中蕴藏着火星，情感浸染着来自社会的重压而产生的沉重的悲剧性体验，诗极短而意极丰。 　　综上所述，湖畔诗人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