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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的在场与华丽的荒凉 　　城市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更是一种承担人历史和记忆的想象性存在。台北作为台湾的首府，既是其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战后外省移民的聚居地，各种文学艺术产生、传播的中心，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想象中国”与“书写本土”的核心。白先勇写于上世纪60年代末发表于《现代文学》的14篇短篇小说，1971年正式结集为《台北人》出版。其以60年代的台北为背景，描绘穿梭其中各个阶层的人物百态，是战后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主题明确的小说集。然而书中的外省主人公身在台北，却对其视而不见，呈现出一种缺席的“在场”状态。 中国论文网 /5/view-7076878.htm 　　 二十年后，外省第二代创作群体代表作家朱天文的台北书写则渗透进城市的肌理血肉之中。在她的《伊甸不再》《炎夏之都》《带我去吧，月光》系列短篇小说中，外省第二代已经越过眷村的藩篱，融入台北的现代生活之中。然而在华丽的表象背后，则是身份认同的危机，历史与现实的断裂，荒凉的心依旧找不到出口。而新台北人能否调和过去与未来、重新启程，又能否在台北这片华丽而荒凉的土地上重建精神家园，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仅从题目看，《台北人》似乎一开始就为自己找寻到了一块文学的地理坐标，它精准地降落在承载精神最复杂、最百转千回的台湾城市。然而对台北这座城市的指称更像是一个反讽，它只起到了装饰性的功能，不承担实在的意义。 　　 台北在书中首先是故事搬演的舞台布景，辉煌也好，灰暗也罢，演员们都在它的幕前来来回回。考察《台北人》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位于具体街巷中的官邸私宅，比如《永远的尹雪艳》中位于仁爱路四段高级住宅区的新公馆，《一把青》中位于长春路仁爱东村的空军眷属区，《岁除》中位于长春路底的信义东村军眷宿舍，《游园惊梦》位于天母的窦公馆和花园，《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位于仁爱路四段大花园洋房，《花桥荣记》中位于长春路底的小吃店，而很少有对台北城市的市容街道、风土人情、格调精神的直接描写。 　　 小说偶尔也会提到台北的一些城市地标，比如尹雪艳在鸿翔绸缎庄打得出七五折，在红楼看戏拿得到前排的戏票，领队带着太太们去西门町吃小吃。（《永远的尹雪艳》）然而这些地标，更多的是一种展示，一种象征，没有可感的细节。何况尹雪艳们穿梭其中，追寻的依旧是大陆的味道：看绍兴戏，吃京沪小吃，回想着上海五香斋的蟹黄面。台北这座城市，成为故事中的主人公追怀旧日时光的空洞场域，面目模糊，毫无主体性可言。 　　 另一方面，台北也是作为与大陆对照的镜像场域存在。迁到台北的大陆人身在此地，心怀故土，连街道屋舍命名都俨然大陆的复本。南京有个仁爱东村，台北便也有一个（《一把青》）;桂林有一个花桥荣记，台北便也有一个（《花桥荣记》）;上海有个百乐门舞厅，台北就有一个夜巴黎（《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无论是将军夫人，还是低级舞女，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帮佣工人，这群台北人，面朝大陆，孜孜所求的都是在台北这座镜像场域中寻找过去的影子，而这种对过去的缅怀势必导致对现在情境的失望，于是台北便成为与大陆相对的负面想象。比如花桥荣记的老板娘把台北和桂林相比，鄙夷之情便显露了出来：“也难怪，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花桥荣记》）还有台北的冬夜，更是一派凄凉萧瑟，孤寂阴冷：“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十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冬夜》） 　　 台北被想象成为凄苦阴郁之地，如果说过去岁月所依附的大陆土地代表着纯洁和秩序，理想与生命，那么现在的台北则代表着麻木与堕落，混乱与物质。然而在现实中，台北恰恰是一座朝气蓬勃的新兴城市，比如实业巨子徐壮图便是应台北工业化之运而起的（《永远的尹雪艳》），钱夫人从台南来到台北感慨道，“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游园惊梦》）。因此，小说中的大陆想象，不仅仅是那片土地，还有那片土地所承载的青春年华。而台北想象的灰暗色调，更多的对应着台北人的年老体衰和悲凉心境。 　　 同时，台北也是主人公们情欲投射转移的场景。《台北人》的主人公们虽背负着家国天下的忧患，却都拥有各自的一段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他们的万千离愁别绪毋宁说投射在一国之上，不如说投射于一人之内。而当他们流落到台北，旧时光如幽灵般缠绕，当那个似曾相识的人出现，便打开他们的前世今生，让心灵翻出细软的里层。因此，在南京失去空军军人丈夫的朱青来到台北仍旧混迹于年轻的飞行员之间（《一把青》）;金大班在台北舞厅遇见的腼腆年轻人让她想起了上海的初恋情人月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而台北窦公馆的程参谋勾起了钱夫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