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研究.docVIP

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研究 　　[摘要]家长虐待小孩、老师虐待学生现象的层出不穷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虐待不仅对儿童身体造成巨大伤害，精神上更是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儿童权益的保护迫在眉睫。该文分析我国法律对儿童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虐待罪修改进行辩证分析，为完善刑法对儿童的保护提出几点建议。 中国论文网 /4/view-7142245.htm 　　[关键词]虐待儿童；虐待罪；严格执法；规范量刑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4-0087-02 　　网络上频频曝出的虐待儿童致伤、致残、致死的案件，让我们突然惊醒。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一名小女孩长期遭受亲生父亲和继母的毒打。惠州博罗5岁女童，仅因“调皮”，母亲狠下毒手。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形成这些反伦理反社会的现象的原因绝不是单一的。对受虐儿童的救济也应是多种方式相结合，多部门协调解决。本文仅从刑法对虐待儿童行为的规制着手。 　　一、我国刑法规制虐童行为存在的问题 　　在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并未对虐待有明确的界定，学者也是各抒己见。实践中多是参照《婚姻法解释一》中对虐待的定义。《婚姻法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虐待行为要达到情节恶劣才构成虐待罪。而虐待情节是否恶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根据虐待持续时间、虐待次数、虐待方式等来认定。家庭暴力要构成虐待必须具备持续性和经常性两个特征。而持续性就是从暴力持续的时间来判定，经常性是从暴力的次数来判定，这样一般虐待行为就已经要考虑时间和次数。如果虐待行为要构成虐待罪就要在一般虐待行为的基础上再考虑持续性和经常性，这无疑加高了虐童人刑的标准。 　　虐待罪将施虐主体界定为家庭成员，家庭成员这一概念的明确界定对虐待儿童行为是否触犯刑法有决定性的意义。传统上对于家庭成员的范围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收养关系为基础，那些被老师、保姆等传统家庭成员外的人虐待的儿童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刑法》第260条第三款规定：“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很多受虐儿童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本不懂得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再是根据民法的规定，一般施虐者又是小孩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不可能起诉自己。即便是邻居、近亲属发现了有虐待小孩的情况，基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想法也不会向法院告诉。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法》中写道：“仁慈是立法者的美德，不是执法者的美德”。实践中除了被媒体报道出来的影响重大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外，很多虐待案件都是以行政处罚或是调解结案，很难进入到司法程序。进入到司法程序的虐待案件，法院基于“人道主义”判处的刑罚也较轻。可以说司法上的“仁慈”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虐待小孩的行为，滋生了更多虐童犯罪。 　　二、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虐待罪修改的辨析 　　对于虐童行为是否应单独入罪。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应增设单独的虐待儿童罪。第二种观点认为，无需独立增设“虐童罪”，而是修改虐待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刑（九）（草案）》第十七条规定：将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修改为：“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虐待的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第十八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立法者采取了第二种观点。 　　（一）虐待罪修改对惩治虐童行为的积极意义 　　草案规定受虐待者在受到强制、威吓等没有能力告诉的情况下，虐待案件为公诉案件。不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环境中儿童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在受到虐待后通常不会主动告知，他们大都默默承受。即便案件被媒体曝光，社会大众要求严惩施虐者，司法机关也会因为是自诉案件而手足无措。虐童案件一旦转变为公诉案件，由检察机关直接起诉，有效避免了受虐儿童不起诉就不能追究施虐者法律责任的尴尬局面。此外，草案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此项规定拓宽了虐待罪的规制范围，虐待罪主体不局限于家庭成员之间。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者都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保姆虐待孩子、老师虐待学生、医疗机构虐待患者没有造成轻伤以上后果不会再无法可依了。 　　（二）虐待罪条文修改设计对惩治虐童行为存在的不足分析 　　草案第十八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