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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宗慈的随文起例 　　[摘要]随文起例观点自古有之，并非吴宗慈首创。笔者分析和讨论吴宗慈在《修志丛论;吴宗慈认为凡例仅定其荦荦大端的观点值得商榷;要注意确保凡例制定后的稳定性。 中国论文网 /4/view-7128332.htm 　　[关键词]吴宗慈;随文起例;例由义起;荦荦大端;稳定性 　　民国学者吴宗慈在《修志丛论“夫故人著书，未尝先有例，要皆随文起例，所谓例由义起者也。……若书未作而例先成，书中之义发生变化，已成之例不能驭之，其流弊必致屈就既成之例，而增删事实以追改之。一改再改，矛盾牾，有此生焉。……故折衷论定，修方志者，固不妨先就荦荦（?危┐蠖耍?定其规（轨）范，再适用随文起例之方法，则义无余蕴，例亦周赡而无憾焉。”吴宗慈在文中两次提及随文起例，其用意在于强调修志过程中不可过于死板地盲目屈就于既成之凡例，以致刻舟求剑，因例害义。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台湾学者毛一波认为随文起例既是时代所需，科学使然，又是务实之举，切不可忽视。吴宗慈能够对古代志书体例进行有益分析，并得出对志书编纂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值得肯定。但在现代志书编纂的新环境下，我们应当对吴宗慈随文起例观点有更加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指导修志实践。 　　一、吴宗慈随文起例的实质是例由义起 　　章学诚在《修志十议呈天门胡知府》（也就是人们通常称的《修志十议》）中说：“要皆例以义起”。在《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中又说：“例以义起。”志义，即修志的主旨，是修志所希冀达到的目的以及希望志书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例由义起即认为“义”与“例”之间的关系是“例”以“义”而来，“例”由修志者所确定的“义”而起。韩章训指出：“人们制定凡例的过程就是把方志编纂理论、编纂指导思想与具体编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吴宗慈在《论体例》中论述：“一例既生，他义复起，于是再生变化。义无穷，斯例亦无穷，此通可久之说也。”其随文起例主张的真正用意不在讨论“文”与“例”谁更重要的问题，而在于强调修志过程中要根据编纂主旨，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地对已有凡例进行变动和改进。“故人著书未尝先有例，要皆随文起例，所谓例由义起者也”一句，明确指出随文起例的实质是例由义起。可见，在吴氏的语境里，随文起例与例由义起是相统一的，这对我们对已有凡例适当地予以修改和完善，以及注重和加强对特例的撰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修志实践中，随着编者对地情认识的逐步加深和对修志规律的深入探索，新问题和新情况不断出现，志义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志例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各地志书的编纂存在着时代和地域上的差异，志书不仅要有能够的体现共性的通例又要有能体现各地特色的特例，并使其成为处理志书某些特殊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从而突出特色，异于他志。 　　二、不能先撰写志书正文后再制定凡例 　　随文起例反映义与例的相互关系，而不是要求先撰写志书正文后制定凡例。不能从字面上认为随文起例是指例随于文，即先有文而后有例。凡例作为专门说明志书编纂宗旨、体例、方法、内容、篇章结构等内容的纲领性说明，是读者的用志指南，在志书全部完成后才能最后定稿，但其制定则必须在志书编纂之前。全面分析《修志丛论》的文本，会发现吴宗慈的观点绝非主张先编纂志书内容后撰写凡例。“体例非不可先作，但挈其大纲，留一时增补义例余地，其庶几乎。”说明吴宗慈并不否定在编纂之前先制定凡例，而且他随之又说：“若并大纲亦不先定，则事实无所附丽，将茫然无头绪。故折衷论定，修方志者，固不妨先就荦荦大端，定其规范，再适用随文起例之方法，则义无余蕴，例亦周赡而无憾焉。”这段表述更说明其对定凡例于撰写之先的肯定。不能断章取义，仅凭“夫故人著书，未尝先有例，要皆随文起例”“若书未作而例先成，书中之义发生变化，已成之例不能驭之，其流弊必致屈就既成之例”等语就认定随文起例是指凡例要在成书之后制定。傅振伦提出：“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例无由起，故志家必以凡例冠之。”志书体例有赖于凡例断明，记述的各个门类有赖凡例协调，志书编纂的诸多原则和语体、行文都应有凡例予以规范。编写现代方志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浩大工程，非一人之力所能及，在众手成志的大背景下，没有凡例的规范、指引，很难将众多编者的编辑意识统一在一起，甚至会出现不必要的混乱，所以在志书编写之前，就应当制定出凡例，并以此作为所有编者应共同遵守的法则。草拟于编修之先、修订于编修之中、定稿于编修之末，这一凡例制订的基本流程在一、二轮修志中得到专家和学者的普遍认同，志书编纂要先制定凡例是为现代志书编修实践所证明了的基本原则。从修志实践来看，在完成志稿后才撰写凡例的错误认识曾对第一轮志书质量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诟病。二轮志书不应再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吴宗慈随文起例观点的另一个重要意义之所在。 　　三、吴宗慈认为凡例仅定其荦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