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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Ten Section A Flag Fever：the Paradox of Patriotism 参考译文 国旗热： 自相矛盾的爱国主义 作者：布莱茵.哈登 ［1］ 直到9月11日被战争行动拔去了瓶塞之时，几代美国人才发现了一条不得不接受的理由，要么喝一杯爱国主义的烈酒，要么从其高度统一的现状中放下心来。 ［2］ 由于爱国主义带有一种令人尊敬的冲动，从那以后，它唤起了人们那种可以深深感受到的无阶级差别的社会意识。就像国旗的销售和献血股票的销售那样，捐赠的慈善物品在大幅度增加。消防队员和警察官员通过牺牲和服务而非通过地位和定价定额购股权给自己下了定义，他们已成为公众吹捧的对象。据某些报告说，现在人们对他们的冷嘲热讽已经听不到了。 ［3］ 纽约城，这一昔日自私自利和罪孽的中心，在其磨难的时刻经受了评判，而且十之八、九的美国人发现它还挺不错。或许，为共和党总统投赞成票代表保守中心地带的红色区域与一贯对布什总统的工作准则、判断力和才智抱怀疑态度的海岸自由主义者的蓝色区域之间的界限已得以融合。 ［4］“然而，从自杀性的旅游者驾机撞入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时起，美国人那令人厌恶的爱国主义的似是而非的论点又开始起作用了”。 认为是构成了爱国主义感染力的核心的宪法权利突然被恐惧感所替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每一次主要军事冲突期间都出现过民族主义回潮。这种回潮，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是墨守陈规，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是唯我独尊和好战的军国主义。它压制不同意见，在移民中传播恐惧，再后来，还不予解释就把人关押起来。 ［5］ 白宫新闻秘书阿日.弗雷西向记者提醒说，在这样的年代里，“人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论，而且得当心自己的行为”。在这样一种实行封锁措施的年代里，言论自由遭到了压制。正如一位俄勒冈专栏作家和一位新墨西哥大学教授以及一位午夜脱口秀主持人上周发现的那样， “美国一下子充满了自行任命的检查人员”。 他们正在激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为了控制或胁迫他人服从实施惩罚行动,并且从那些听起来并不够忠诚的评论或者笑料中招揽广告。美国精神既具有膨胀性又具有约束性，其爱国主义具有一种奇特的力量，这几乎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但是，现在它却似乎变得新奇起来，因为如此多的人，包括人口暴涨中的许多人（他们在越南战争期间和之后就已达法定年龄），从来都未曾亲身体验过这种爱国主义。 ［6］加里.戈斯托是马里兰大学历史教授, 也是“美国的严峻考验；二十世纪中的民族与国家”(普林斯顿大学学报，2001)一文的作者, 他说，自肯尼迪被暗杀以来，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在美国, 我们就一直没有感受到一种对国家真诚而又令人重新振奋的热爱。 “民权运动和越战之后出现了持久的文化危机，”他说，“虽然许多美国人没有动摇，但是不少人还是动摇了。他们曾经自问，‘我们是谁？’ ‘我们是好人吗？’ 现今出现的事完全不同了。这是一种有着广泛基础的关于美国人价值观的舆论”。 ［7］ “60年代和70年代初之后，数百万达到法定年龄的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意识似乎格外强烈，而且这一点似乎完全可以让人感受得到”。 他们挥舞国旗的时候不像他们许多的父母那样心怀矛盾，而当时竭力躲避那令人生厌的战争兵役的那一代人却怀有矛盾的心情，有不少次他们焚烧了国旗而不是挥舞国旗。 由于没有这样的思想负担，90年代的战争是不是过于短暂、过于确定而激发不起这样的激情呢？ 40岁以下的美国人突然有机会重新设想自己去忘我地参与一场引起世界性的冲突，不过，他们有可能因为某战争被定义为有别于X、Y或者Z代的一代人。 ［8］ 历史学家们认为，一切爱国主义令人尊敬的刺激力几乎总是自相矛盾的。爱国主义通过建立坚固的围墙来安慰那些社会内部的人们，从而强化一种社会意识。但是，在那些唯我独尊的围墙之外，它却有着一段否认法律之下人人受到平等保护的历史，使得生活似乎变得令人惶恐不安。 ［9］ 国旗同任何象征物一样包含了自相矛盾的特点。对许多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狂热的爱国者的人来说（即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国旗一直非常令人安心。然而对于美籍阿拉伯人和其他移民群体的人（像锡克教教徒）来说，国旗却一直使他们感到恐慌。纳贝尔.亚伯拉罕出生于美国, 是一位巴勒斯坦血统的人类学家，也是“阿拉伯裔底特律人”一书的合著者( Wayne国家大学学报，2000 )，他研究了美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社区。他说， “我到处都见到国旗，然而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却是忧虑。他说,“大多数阿拉伯裔美国人和许多可能会被误认为是阿拉伯人的亚洲人都尽量呆在自己家里并保持沉默”。他说，我们不知道该期待什么，我们预料会发生最糟糕的事。” ［10］ 对其他美国人而言（不仅仅是那些具有少数民族特征的人），正是由于其少数民族的特征，他们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胁迫, 国旗和上帝保佑美国的标志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