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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史：汉朝法律制度 （前202--220）　　 第一节　汉代立法概况 　　一、汉朝立法指导思想的变化。 （一）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与无为而治的思想。 秦朝二世而亡，这给刘邦为首的汉代统治集团提供了一面现实的镜子。贾谊（文帝时学者）的《过秦论》谈到秦朝灭亡，用“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作为结束语，对汉初的统治者具有警示作用。从另一方面看，汉承秦末大乱之后，是在秦帝国的废墟上立国的，所谓创业艰难，守成也不轻松。当年，秦始皇的车驾经过，曾引起刘亭长的一番人生感慨：“大丈夫生世当如此也”。这样一种羡慕的口气说明他也向往荣华宝贵，也喜欢讲排场。但他没有这个本钱。立国之初的汉朝一派凋敝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人口大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公元前221年秦初人口尚有2000万，至公元前202年西汉初期只剩下1300万。民生困苦不堪，以至“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高祖二年（前205年），七月左右“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资治通鉴》） 一般民众的生活固难以为继，贵为天子卿相的生活也很寒碜。“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战时政策，加重赋税和劳役，那是竭泽而鱼，只会重蹈秦朝的覆辙；而用严刑苛法对付民众，也只能适得其反。换言之，法家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已不适用。汉初统治者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需要有一套新的治国方略来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巩固自己的政权。正是基于这一背景，黄老无为而治的学说得以大畅其道。 王充在《论衡·自然》篇中解释：“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学派属于道家。其宗法黄帝和老子，思想资源相当驳杂：“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黄老道家的主要观点是，德刑并用，以德为主、约法省禁，无为而治。 1、约法省事、重德轻刑既是无为而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汉代法律指导思想的基本方面。 汉初黄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陆贾（知识界）和刘安（皇室）。陆贾是一个儒道合流的思想家。他曾在刘邦面前称颂诗书，引起刘邦无赖本性发作：“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回答：“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无辞以对。他交给陆贾一个任务，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事”。于是，陆贾退而著《新语》二十篇，写一篇上奏一篇，刘邦读一篇，叫好一篇。 陆贾总结秦亡的教训是“举措（实行）暴政而用刑太极”。造成“事欲繁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而要避免秦亡的覆辙，就必须“省事”、“约法”。实行无为而治。陆贾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这个道既可以理解为形而上的天道，也可以理解为形而下的治国之道。天道是自然的，治国之道与此相适应，就应当是无为的。这种无为的治国之道表现在具体的政策和法律上就是：“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简言之，就是轻刑、重德、薄罚、厚赏。 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汉初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民心得以稳定，政权得以巩固，取得较好的成效。 2、无为而治的另一项内容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即是减轻人民的税赋，减少政府的干预，让百姓在相对宽松、平静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生产，休养生息。用《汉书·刑法志》的话讲就是“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在赋税征收上，官方规定的田租一般为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之间。最大限度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恢复。在徭役差遣上，注意利用农闲时间，不耽搁农业生产。农民可以比较安心的耕作，减少旁骛。这对汉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同样是有利的。 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二）独尊儒术与汉代法律指导思想的第二次转型。 汉初的崇尚皇老、无为而治取到较好的成效。但是随着汉代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又产生了新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王朝的安全和统治秩序，也是无为而治的现有思想、政策所解决不了的。我们可以概括为内忧和外患两个方面。 先看第一个方面。汉初在地方政权组织形式上，设置了封国和郡县并行的制度安排。先是论功行赏，封异姓王，然后将他们逐一灭掉。为什么要灭掉他们？现在看来，加给他们的许多罪名都是借口，原因很简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继而又大封刘氏宗室子弟。被分封到各地的侯王领土、袭爵且拥有武装。权力很大。开始时，彼此还能顾及血缘关系，与中央政权相安无事。尔后，血缘渐远，势力又逐渐膨胀，割据一方，成为国中之国，俨然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从而成为汉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关于封国和中央政权的关系，张荫麟先生曾有一个比喻：这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