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被指淡忘使命.docVIP

医学被指淡忘使命“度” 　　1936年4月17日，面对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的诸位同道，白求恩医生慷慨宣称：“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如今，73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白求恩许下的，仍旧是一个未竟的宏愿。 　　有人认为，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情形是更糟糕了——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正逐步变得对立，甚至是敌对，过度医疗即为明证。 　　人们发现：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很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最好的”药物、“最高端的”检查、“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人们又发现：这些巨资换来的药物、检查、手术，有时候尚属物尽其用，有时候却只是“高射炮打蚊子”——获益未必很大，风险却着实不小。 　　于是人们惊讶了：这些看上去不那么理性的医疗行为，其实透着另一种“理性”——只要你采取的是医院、医生的立场。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现行体制机制下，“医院要赚钱，赚钱就要扩大规模，扩大规模要有资金，资金靠贷款，还贷款就逼迫医生进一步赚钱”，而医院、医生赚钱的办法就是卖药、卖检查。换言之，是体制、机制把医患推入冲突。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自20世纪以来对“科学”、“技术”近乎迷信的崇拜和几乎无条件的追随。 　　一百多年来，从普通X射线到核磁共振成像，从铁肺到人工脏器，医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突破着生命的禁区，人类因而前所未有地健康长寿。 　　孰料，这些寄托着人们美好愿望的先进技术设备，却也为今日的医疗埋下了利益驱动、技术崇拜的伏笔。有人甚至断言：“目前某些备受推崇的‘高技术’其实既不高明也不高效，只是费用高昂而已。” 　　学者们亦开始反思：技术、设备是不是正在使医学背离自己的初衷？医学是不是正在淡忘自身的使命？ 　　更大的挑战是，在医疗卫生资源总体有限的现实下，有多少人是站在社会公正的角度上，去评估医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在“审计”社会为医学技术的进步支付了何种代价？ 　　在公众对医生动机的怀疑、对医疗技术的失望中，中国的新一轮医改启动了。 　　面对渐次展开的对公立医院的改革、对种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我们格外需要医务工作者们像白求恩那样，清洁自己的精神，守住医疗的“度”。 《瞭望》文章：“人文不是可有可无的” 　　“现在治病越来越像修机器，甚至个别医生做完介入手术后都不知道患者多大年龄、什么性别，这些都反映出医学与人文越来越遥远” 　　11月21日下午1:30。北京。 　　“医学人文的理念与实践”分论坛上蒸腾着一股热气。 　　50多个席位不仅满员，且有十数人站立听讲。门不断地被打开又被合上，夹杂传入一声抱怨：组织者真是失算，这里才是主战场，却安排了这么小的地方。 　　这是首届“医学发展高峰论坛——医学整合”开设的讨论会场之一。论坛的主办方——《医学与哲学》杂志，率先在中国开展生命伦理学等研究，被誉为中国医学人文的主阵地。 　　本刊记者在论坛前后穿插采访了《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杜治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主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卫生部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介入）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负责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解放军总医院基础教研室、人文教研室主任赵美娟，请他们就过度医疗的有关问题予以解答。 　　“” 　　《瞭望》：诱导需求是任何市场都存在的问题，似乎大家对医疗领域的诱导需求更为关注？ 　　杜治政：这是由医生的职业性质决定的，由于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患者缺少辨别能力，医生对患者具有绝对权威，二者地位不对等。比如，当一个病人坐在医生面前，医生说，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你就得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医生说，你有病，需要吃药，需要开刀，你就得吃药，接受手术；医生说，你得锯腿保住生命，你就得锯腿。从普通百姓到国家元首，都得像小羊羔一样，乖乖听候医生的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任何知识、权力都无济于事。 　　《瞭望》：医疗领域的诱导需求往往需要通过医生来实现，是不是中国的医生特别容易受到诱惑？ 　　杜治政：美国医疗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严重，我们比美国还严重，由此造成医疗机构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病压着医生去关注诱惑；另外，医生心理混沌，对诱惑甚至习以为常。 　　我曾听说，北京大学某教授在医院演讲时说，给在座医生两个忠告——凡是可抢救可不抢救的一定不抢救，凡是可检查可不检查的一定要检查，在场医生热烈鼓掌，我对跟我讲这个事的人说，你怎么不提问质疑？他说，你不知道现场气氛多热烈，医生情绪多激动，我不敢站起来提问。 　　我是觉得，现在在医生队伍里，正气很难树立，如果一个医生拒绝行业内的潜规则，他可能被孤立。 　　《瞭望》：大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