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资料那些事.docVIP

象棋资料那些事 　　平心而论，象棋在整个体育领域里，是个另类的项目。它当然需要良好的体力支撑，但主要还是凭棋艺智慧的脑力解决问题。举个简单例子，人所共知的“老魔叔”杨官?U，广东人氏，面容瘦削，体格嬴弱。他虽爱打乒乓球，但总体是作为下棋后调剂精神和活动肢体的，而下棋是他的专业。试想，棋桌对面坐一五大三粗的壮汉，体力够好而不谙棋艺，肯定不会是杨老的对手。反思之，壮汉总不见得起身摔对手几个跟斗算胜吧。由此想到，棋类项目被“全运会”挤出，也因不与“奥运会”对口，而组织单项比赛。 中国论文网 /6/view-7161121.htm 　　任何竞技体育项目，都有一个总结提高的过程，以利再战。其主要手段是靠当场摄像，事后加以分析研究，找出对策。而下棋，全然无需这一套，不然，冗长的棋步会显得乏味、浪费，甚至近乎奢侈。接着，我们言归正传，说说象棋资料那些事。 　　当今，象棋的发展水平足以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来形容。其重要原因，是科技的高速发展。对象棋而言，无疑是电脑的“横空出世”，象棋的信息，特别是对局记录，“新式武器”，不用多少时间，就“满天飞”了。这就让我想起2001年春在四川乐山举行的全国赛期间，我与“蜀中三剑客”之一的老一辈棋手刘剑青老师同住一室。他时常慨然道，我们四川队身居大山盆地，近半个世纪前，到上海参加棋赛，一路费钱费时费力不说，整个赛程，教练最多能抄一二十盘棋，已是了不起了。回家，解拆对局，商讨对策，常苦于手头缺少大量资料，难以作系统研究。我在一旁听着，默默点头称是。听得出，话语中除了对当下有电脑的快速输入、统计齐全和有效传播的点赞外，也对其时的落后充满了无奈。确实，资料的匮乏，成了棋艺发展的巨大障碍。 　　联想到我自己年轻时，热衷于收集对局记录。上世纪60年代，除了在新华书店或旧书摊上购得有限的几本棋书外，就没啥资料了。自己下棋无非照棋谱依样画葫芦，对方变招，就弄不清了。记得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棋谱是《1962――1963年象棋对局评注》（上海文化出版社），还有就是三集《中国象棋谱》（人民体育出版社）了。更记得那时沪、粤两大棋坛劲旅交流得火热，尤其是两队斗法似的演绎“中炮过河车高左炮对屏风马左马盘河”的阵势，引起我极大兴趣，我都收集了。在部队当兵时，虽暂缺少某年资料，但通过棋迷同学写信告知和一角钱一本的广东《象棋》杂志（家中给我邮寄），全给补齐了。 　　退伍回沪进厂，工作之余，视象棋资料似生命。同好间有新近的埠际名手对局记录，我会借来用复写纸复写，好在我笔头尚勤，字迹也还凑合，一般二三十局的记录，不花多少时间就能多出好几份，分送棋友。后来，我有幸结识了全国棋界著名的排局名家、藏谱家杨明忠先生（已故），资料的来源就更多、更广。杨先生腿有残疾，行动不便，在上海长宁区中山公园附近一家塑料制品模具厂门卫室工作，我骑自行车上班要路过此处，联系方便。不过门卫是要翻班的，只要记住他的班次也就可以了，况且他坐在门卫室，不离岗位，更用不着进入厂区，十分方便。那时，他家居金陵中路，靠近大世界，我有时去外滩局里开会或活动，又可顺路到他府上一晤。 　　杨明忠先生素来广交全国棋友，甚至与好多省队的头面人物都有交往。如黑龙江王嘉良、北京朱学增、辽宁孟立国、河北刘殿中、甘肃钱洪发等，还有不少热心棋事的老友，如北京的孙经存、杭州的裘望禹、瞿问秋、广州的彭树荣、福州的魏子丹等等。用杨先生的话说，每月的奖金都用来买邮票了。有了这样的资料网络，我似乎一头扎进了资料的海洋。 　　搞资料是有个“小圈子”的，自发形成，“成员”大凡是有一定棋艺理论和棋力，又喜欢收集和研究的棋友。笔者在上海地区，除核心人物杨明忠先生外，记得还有陈效渭、蔡世尧、汤炳棠、石镛、黄烈周、俞齐明、厉自钧等。其中，汤炳棠是一位有实力的老棋手，杀路棋，一般人都惧怕他三分。老先生个头不高，圆圆脑袋圆圆脸，戴一副近视眼镜，可只要他一接触棋，浑身的机灵劲就来了。他只会下棋，不会刻蜡板，谁会与他交流资料呢？嘿，原来他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著名的中百一店四楼文化用品部工作，又是负责卖纸张的。刻印资料，自然需要大量纸张，有了老汤，就有了廉价实用的纸张来源，所以少他不得。当然，还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资料棋友，如兰州的薛文林、广州的罗定楷、抚顺的杨典等（恕我一下子回忆不起更多老友的大名），几乎都是一辈子的棋友了。 　　当然，收集资料是要花费巨大劳动力的。不瞒大家，我有一小小特长――刻钢板。何谓刻钢板？恐怕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了解的，也难以见到了。简单说，就是用一杆头上有钢针的铁笔，在垫有钢板的蜡纸上书写，再在专门的印刷机上复印更多的份数。此项工作说来简单，其实要有一定的基本功。一是字要写得好些，最好能拥有写几种字体的本领，如宋体、隶书、手写体（行楷），前两种较端庄，适合封面、标题，但刻写速度较慢；后一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