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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深化、经济增长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摘要〕本文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纳入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资本深化和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形成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人均资本深化源于资本创造；资本不能在区际自由流动时，贸易自由度逐渐提高不仅导致核心―边缘结构，而且区际人均实际收入差异将持续存在；资本可以在区际自由流动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都可能发生集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降低贸易自由度不是经济一体化的全部，逐渐消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一体化。 中国论文网 /4/view-7181341.htm 　　〔关键词〕资本深化；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5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正如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不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钱伯努恩和考埃尔认为“尽管经济不平等问题也许不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但肯定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持久而紧迫的问题：它可能招致对政府政策的强烈反对，它可能使人们对现实社会产生种种不满情绪，它甚至可能引起经济社会动荡和骚乱”。 　　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1949―1978年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占国土面积113%的东部沿海地区对国内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为776%，而占国土面积887%的中西部地区对国内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仅为224%。因此，在此期间，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了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2）1978―1991年为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阶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引导下，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开始向优势地区倾斜，主要表现为增加优势地区的投资力度和特惠政策。（3）1992年以来为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随着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扩大，国家开始关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2002年振兴东北老工业战略和2009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等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产业集聚、出口贸易集聚和外商投资集聚等三大集聚优势，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增长迅猛[1]，从而成就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隆起”。与此相反，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和经济结构等方面都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从而导致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塌陷”[2]，区域经济差异逐年拉大现象已引起了中国决策层高度关注。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模式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势：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拓展；经济驱动方式由单极驱动向多极驱动转变；区域经济空间展开模式由以重点项目为主的单项目开发向以经济集聚为基础的经济区开发模式转变；区域经济政策由特惠制转变为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先行先试”的普惠制。尽管中国区域经济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为了解决中国日趋严重的区域经济差异，我们必须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核心机制以及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文献沿传统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两条线索展开。传统经济学方面：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强调了经济增长源泉在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3]，但古典经济学家却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得出了经济不可持续增长的悲观论调。以索罗和斯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核心思想是经济持续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4]，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假定技术进步和储蓄率为外生变量，并认为资本积累源泉在于储蓄，偏好和技术类似的经济最终会收敛到相同的稳态。尽管Baumol[5]利用工业化国家数据证实了收敛现象的存在，但当De Long[6]将数据样本扩大到非工业化国家时，实证表明收敛现象并不存在。由此可见，经济收敛还是经济发散并没有在理论上达到共识。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7]强调经济增长源泉在于技术进步和制度资本深化，他们不仅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而且以规模报酬递增替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报酬递减，但受数理技术处理约束，内生经济增长学派有意忽视了难以量度的制度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新经济地理学方面：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消费者与厂商直接接触，而完全舍弃了空间因素对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原因在于：考虑空间因素必然涉及到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相冲突，新古典经济学甚至为此杜撰出“空间不可能定理”[8-9]。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技术障碍，将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纳入一般分析框架，建立了著名的D-S模型[10]，从而使空间因素重新回归到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工业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假设前提，克鲁格曼借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