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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企改制时期出版制度绩效研究 　　摘要：转企改制时期中国出版体制改革深入到体制的核心部分，出版单位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都有所涉及。在制度变迁的引导下，出版业获得了改革的动力，在政治、经济及文化层面的社会福利也得到提升。 中国论文网 /5/view-7207493.htm 　　关键词：转企改制；制度绩效；福利 　　进入新世纪，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已深入体制的核心层面，改革聚焦在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问题上。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任务，明确界定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进程不仅更加深入并且呈现细分化趋势。为了实现转企改制的改革目标，中国出版业从各层面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如何判断改革中的新制度能否有效推进出版单位实施转企改制，继续推动出版体制改革，本文拟从改革中出版业可获得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一、出版制度绩效研究的社会福利理论应用分析 　　1.社会福利理论应用 　　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创立了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体系，从福利观点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社会评价，检验社会经济行为的好坏。黄有光认为“福利经济学是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它力图制定一些原理，根据这些原理，我们可以判断某一经济状态下的社会经济福利高于或低于另一经济状态下的社会福利。” 　　庇古把福利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福利，属于广义福利；另一类是经济福利，属于狭义福利。作为早期的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庇古认为经济福利对社会福利有决定性影响。因为经济学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方式统计经济福利，而广义的福利难以统计不便研究。所以，以庇古为代表的早期福利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研究经济福利，也就是狭义福利。 　　人的经济需要由经济要素来满足从而产生了经济福利，但是单纯的经济福利不能真正代表人的全面的福利。因此，广义的福利也就是社会福利的存在也逐渐被纳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他们所理解的社会福利是指所有个人的共同福利，或者称之为所有个人福利的加总。这在福利经济学各学派的研究中有具体的表述。包括庇古学派的福利经济学也认为，社会福利是几个个人各自效用的总和。帕累托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派则为社会福利制定了这样一个标准：一项改变如果使群体中一个或更多成员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某些成员的福利增进而其他人的福利不减少，社会福利就增进了。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的社会生活可以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基本领域。与这三个领域相对应，人们的基本利益也可划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并且这三种基本利益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利益是最基本的利益，它对人们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起着决定作用；人们的政治利益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产生，对经济利益的存在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文化利益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反映，它受政治利益支配，但最后由经济利益所决定。 　　2.出版制度绩效研究分析 　　制度变迁是一种制度体系和制度格局的变化，不管在怎样的制度体系和格局之下，每个组织和个体都有自己存在的位置和应该承担的责任。受制度约束的组织和个体能否发挥自身作用，将影响制度设计预期目标的实现。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制度变迁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一项经济制度的实施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称为经济绩效。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非常关心制度与经济绩效，并且他认为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评价制度绩效不可避免要考察经济绩效。在经济学领域，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实绩比较广泛的指标。马克思已经论证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实际上指的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因此，出版制度的经济绩效可以通过出版业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考察。当然，也需要全面认识到评价制度绩效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不能作为全面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还应包括政治进步、文化繁荣。中国出版业自身的特殊性以及所处的发展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出版体制改革的评价不能只采用单一的标准。为了更为全面地评价制度绩效，应该多维度衡量制度变迁对出版业的影响。从与出版制度相关的主要利益主体的视角观察，政府、出版单位和广大读者很难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层面都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党和政府更偏向于意识形态安全和领导地位巩固，在此前提下才追求经济绩效的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出版单位的利益目标就偏向于经济绩效。而读者的利益目标与经济绩效没有多大关联。因此出版制度的作用并非仅限于经济利益层面，在其他非经济层面，如对能否促使出版业承担社会责任也会产生影响。对出版制度绩效评价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必须考虑把非经济绩效纳入评价范围。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对出版业发展的影响不是单一的，改革不仅对行业本身的经济发展有所刺激，对其自身的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