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审查制度的第三条道路.docVIP

违宪审查制度的第三条道路 　　[编者按]中国逐渐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党国分立模式，也不同于苏式社会主义的党国整合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即党国互动的动态平衡模式。这要求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建构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过程中，必须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符合时代要求的制度设计。 中国论文网 /7/view-7211425.htm 　　现代政治要求依法治国，而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依宪治国”便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题中之义。在这一语境下，违宪审查制度构成了建设现代法治的关键环节。这不仅因为它是从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法治模式的重要组成，它也是党国宪政模式下，用以平衡与规范执政党和国家两种权力的关键性制度设计。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呼唤违宪审查的中国模式。 　　2014年下半年以来，修远基金会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建构这一命题，共同开展课题研究。本文是在“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一文基础上的继续探索，以期为推进宪政体制的建构与完善提供有益的探讨。 　　问题的提出 　　最近一些年来，法学界始终有一股呼声，要求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种主张既有来自理论上的要求，也有来自现实中的要求。从理论要求看，如果说19世纪的“法治”含义由于受到欧洲的影响，主要指科学化、体系化和法典化的立法以及独立的司法;那么20世纪中后期以来，特别是后冷战时代，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法治”已经从立法问题上升到宪政问题，违宪审查制度已被看作是法治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受到这种理论思潮的影响，当我们谈论法治的时候，就不可避免要讨论宪法的权威，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宪治国”。“依宪治国”就要确立宪法的权威地位，一切与宪法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无论国家法律还是行政规章，都必然无效。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由专门机构来审查违宪问题。 　　从现实要求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必然触及国家宪政体制，因此违宪审查制度的设计必然包含了对国家宪政体制的构想。在通常的教科书中，我国的宪政体制普遍被概括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施宪法、落实宪法权威也就自然变成了如何落实宪法中确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的最高国家权力。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就触及了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因此，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学理主张就具有了潜在的现实政治诉求。这一诉求试图改变全国人大的“橡皮图章”形象，确立全国人大高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宪制地位。具体而言，这一观点认为，执政党通过的政策如果与宪法相抵触，可以通过违宪审查机制来宣布无效，从而解决所谓的“良性违宪”问题，将党的权力关进国家宪法的“笼子”里。 　　可见，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建立违宪审查制度都是推进法治建设、确立宪法权威的题中之义，而这必然要触及如何理解中国宪政体制的问题。因此，在中国谈论违宪审查制度与西方完全不同，它针对的并不是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如何处理立法、行政规章和宪法冲突，而是在“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内部如何处理党规和国法的关系，进而如何处理党章和宪法、党和国家的关系。 　　违宪审查制度必须立足中国宪政体制 　　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讨论违宪审查问题不可能回避国家宪政体制问题。在《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一文中，我已经指出，19世纪以来的全球宪政都属于党国体制，要么是西方国家占主流的党国分离模式，要么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党国整合模式。[1]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实际是在这两种模式中摸索出来的第三条道路，即党国互动的动态平衡模式。在这一互动体制中，党一方面独立于国家，但另一方面又整合在国家之中;党一方面要在社会中树立自身的权威，但又必须利用自身的权威来肯定强化国家和法律的权威;党要扎根于社会，但不能借助社会的力量来摧毁国家法律机器;党要整合在国家之中，但又要始终防止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而压迫社会。而要保持党和国家之间的平衡，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并且制约彼此的权力，将彼此的权力约束在自己应当活动的空间中，从而同时调动党和国家“两个积极性”。对于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所形成的两条道路而言，中国试图走出的这条党国互动体制无疑属于“新路”，而对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处境而言，这无疑是一条符合历史和未来、体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康庄大道。 　　正是着眼于完善和建构党国互动体制这个目标，建立中国特色违宪审查制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就理论而言，我们对于中国宪政体制、对“党的领导”在宪法中的位格缺乏应有的规范表述和学术论证，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应对类似“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挑战，无法解决政策与宪法不一致形成的“良性违宪”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理论表述的匮乏及其与制度实践的背离导致中国宪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