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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立论》 　　鲁迅的小散文诗《立论》，作于1925年7月8日，最初与《颓败线的颤动》一起发表在1925年7月13日的《语丝》第35期，后收入散文诗集《野草》。全文仅200余字。 中国论文网 /5/view-7064832.htm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 he，hehe hehe！” 　　表面看来，这篇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写成的散文诗，与《野草》系列散文诗中的诸如《墓碣文》《影的告别》《希望》等沉郁晦涩的篇什相比，显得简明轻松而愉快，似乎就是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小寓言故事，但仔细品味，却发现并不那样简单，在这一简短的寓言故事里，其实包蕴着作者人生选择的无奈、苦涩与困惑。由此看来，《立论》决不是随意写就的游戏之作，所以值得我们认真地解读和体味。 　　回顾和考察以往研究者们对《立论》的解读和分析，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或看法。一是认为鲁迅写这篇散文诗是批判社会上的“今天天气，哈哈哈……”的“骑墙派”“随风倒”或“持中”论者的人生哲学的。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鲁迅的“旧日学生”荆有麟，他在《哈哈论的形成》一文中认为鲁迅写《立论》是讽刺当时的京报记者王小隐的。1924年暑假，陕西督军刘振华代表西北大学邀请北平各大学教授及各报社记者到西北大学讲学。鲁迅先生应邀前往，同去的还有当时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人类学家李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历史学家王桐龄和古文字学家胡小石，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和《京报》记者王小隐等。荆有麟记述，“据鲁迅先生回来时形容，王小隐那次是穿的双梁鞋――即鞋前面有两条鼻梁。当时北京官场中人及遗老多穿此种鞋。――见人面，总是先拱手，然后便是哈哈哈。无论你讲的是好或坏，美或丑，王君是绝不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总是哈哈大笑混过去。鲁迅先生当时说：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以哈哈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定。让同他讲话的人，如在无人之境。于是写了那篇《立论》。”{1}此后的研究者多从此说，只不过把荆有麟所说批评讽刺的对象王小隐扩展提升为社会现象或人生哲学。如李何林先生认为：”《立论》抓住了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给以揭露和批判，到现在仍有现实意义。我们要说真话，说老实话，不能做骑墙派、随风倒、持中论者，实际上也做不到。今天天气，哈哈哈，也不是永远有效的。鲁迅批判了这些，也就是批判了折中、骑墙的中庸之道，抨击了孔孟之道的虚伪的市侩人生哲学。”{2}孙玉石先生也认为：“鲁迅在这个普普通通的故事里，对现实斗争中那些今天天气，哈哈哈的骑墙派或持中论者，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同时也就批判了这种以谎言为真实的现象所寄生的罪恶社会现实。”{3} 　　二是主张《立论》不是讽刺“哈哈主义”，其主旨在于批判当时那难于“立论”的社会，鼓励人们争取言论自由。认为对于诗作中描写的想要“立论”而不能“立论”，不得不以“阿唷！哈哈！Hehe！he，he he he he！”的“立论”方法来授人的人，“我们应该体谅他的苦衷，不该用哈哈主义、骑墙、随风倒之类的话去批评他：因为这样的人究竟是诚实的，到底不愿去趋奉富贵，他那从鼻子里发出的、介于哼哈之间的Hehe！he，he he he he！的苦笑，是伴着泪水与愤激的痛苦痉挛。因此我以为《立论》不是攻击所谓哈哈主义的，它也不是绕开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关痛痒地批判什么道家的或儒家的哲学;而是带着切肤之痛，声泪俱下地控诉着那个难于立论的社会。”“《立论》攻击的矛头所向，也正是那个世（旧社会）。因为《立论》是一首寓言诗，又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意思表达得比较含蓄。如果把寄寓于其中的意思说得直白些，那么就是鼓励人们努力争取言论自由。”{4}认为“在众人皆浊、公理正义荡然无存的环境里，何论可立？”“散文诗中不光是庸常众人，就连育人者和受教育者都必须放弃个人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和说真话的权利，都必须附会谬误和谎言，并以此作为暴虐社会和倒逆时代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是何等的可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灾难的国人应更能深刻体会《立论》深邃的寓意和作者创作的初衷。”{5} 　　三是指出对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