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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诗歌阅读的感觉常态 　　 不同文体的文学，都差不多有不同读者群;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似乎也有自己的阅读选择取向。至于知识层次、受教育状况和生活阅历对文学的理解更不用说，肯定迥然有别。如此，文学的公共关怀价值，文学的基层生活经验，文学的普遍人性启蒙意义和文学对一时代突出的流行价值趋向发自内部结构的反抗与批判，可能因被层层分解而几近丧失殆尽了。 中国论文网 /5/view-7157117.htm 　　 就是在这样一个类型化非常明显的当下，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批评界和媒体几乎用同一个标准在要求读者，进而至于把文学作品分成三六九等，然后实施粗暴的价值判断。首当其冲，诗歌成了这种判断的重灾区。 　　 虎西山的诗，如果不在这样一个基本语境来重新衡估，就多有误读之嫌。 　　 总体来说，他的诗是用来审美的，是用来体验和体味的，而不是用来分析和阐释，甚至用来按照流行价值观与文化趣味进行拆解、充当时髦论据的。因此读他的诗，重要的是对读者正常感觉系统的尊重与照应，从批判的反面来说，也是对肢解、戕害、歪曲、异化正常感觉智能的一切事物的修复和还原。这意思是说，只要感觉系统基本正常，直觉能力没有被完全破坏的读者，无论哪个类型的，也无论哪个层面的，读他的诗，应该都能找到一种诗学上的呼应和象征意义上的兑换。 　　 首先，读他的诗，体验到的是人世沧桑，感知到的是世事如烟。于是，在他诗歌句式的口语化中和选用词语的日常生活化中，等于心灵重新经历了一遍沧桑过后的释解和无奈之余的淡定。体验终结之处，多了一份心智的成熟，多了一种对纷乱历史的看透。 　　 这一倾向的诗篇几乎占虎西山整个诗作的很大比重，顺便举《门神》与《曹操》来说明这一点。《门神》中的“门神”，不是民俗学或民间信仰文化中的那一层意思，诗歌里的“门神”凝聚了门神自己和人们把门神作为某种牵挂的整个过程，“年”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的象征仪式也就更加具体可感了。作为一种意义生活，作为一种无法解释的精神寄托，历史传统中生活着的人们，最先选择铭记的历史，实际上并非通过所说的身份上具有高度对称的片段和情节，而是有着那种“退却不了的豪气”的故事，它们才有资格“感动着寻常百姓”。于是“有红的绿的”，年年“装扮一新”，“贴在出出进进/让人牵挂的地方”。至于实存的历史，比如“最初的时候”如何摔打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比如“狼烟散尽之时”怎么成了英雄、怎么威风凛凛地坐在太师椅上等等，其实都“经不住”“几个黄昏的洗礼”，迟早会在人们心中褪色也就成了必然。这时候，在审美上，《门神》实际上悄然完成了它对人们所向往的意义生活或象征生活的重建，不是所有传统文化元素都能成为意义或象征生活，而是富有豪气的和最能抵制世俗的纯粹精神。 　　 《曹操》也是如此，诗人不太关心封建正统思想怎么评他，也不太关心文人学者怎么演绎他，诗人关注的是，作为某种文化符号的曹操，其实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与人们日常生活很近的到在于，曹操“忽阴忽阳/风云变幻/变来变去变成一块白来”的脸，那块白具有着“冷血的白/白得恐怖/白得阴险”，但“又正好白得多姿多彩/让世人翻来覆去地把玩”。这首诗我印象中应该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候，“现代性”已经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乃至思想文化界开始流行，理性的问题，非理性的问题，一度都成了文学话语中的热词。虎西山写这首诗时，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受到《三国演义》一类曹操叙事的影响，但最终，他的诗心落脚点落在了对理性和非理性的体验上，并凝聚了理性、非理性在个体与世界、个体与时代、个体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处理上，从而让读者体味到了非此即彼、用一个形式打倒另一个形式的不可行性，承担二元对立、承担理性或非理性，于是成了人们现代生活，以及对现代性的无奈接受，审美完成了一次思想的启蒙运动。 　　 其次，在沉重与承担之外，读他的诗让读者体味到过往情感的忧伤，体味到来日感情生活的淡而醇、静而谧。读《纳袜垫的女人》，与其说在体味农村女性的艰辛历史，毋宁说诗通过特有的诗语方式，在讲述一种神圣的、独一无二的和不可来第二次的情感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人之间，均由某种严丝密合的结构组织起来了，女人最用心的地方，能通过鞋垫上那朵不经意的小花传达给对方，男人们也能通过小花领受到女人几乎全部的情感期许。中间一节是这样写的：“纳袜垫的女人/常说别人的袜垫纳的好/但纳袜垫的女人心里/最爱的还是自己绣在袜垫上的花/年轻的时候/女人们把袜垫纳给丈夫/如今老了/女人们的袜垫/多一半纳给儿子”。有些年轻人读这样的诗句，或许觉得诗中的感情没有表达透彻没有表达直接，于是读起来好像不彻底，爱也就似有若无。其实，这个地方正是诗的精华之所在，它向着含蓄、向着完整的情感世界，兑换了差不多全部的情感成分。于是诗留下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说爱与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