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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寺庙――民间信仰的文化承载 　　延安籍知名作家白黎先生送我一本他和冯生刚先生主编的图文集《陕北寺庙》（第一卷1936年第一个来到保安，采访中共高层领导和红军，写成《西行漫记》，把中国革命真实地介绍给全世界的美国记者。《西行漫记》适时而有力地消除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偏见或误解。史沫特莱和斯特朗也是先后来延安采访，将延安的红色政权、民主政治、社会状况向西方客观报道的两位美国记者。他笔下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中共革命的全权代表，苏联人。书中揭示了当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这些题材的选择独具慧眼，资料收集、筛选考证的浩繁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写作的艰辛令人震撼、钦佩。他写延安时期的几部纪实作品在海外影响很大，特别是“三S”传记，一出版就被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备受史学界、新闻界关注。他对全方位、多层面宣传延安13年有着特殊贡献，功不可没。这样一位倾心于表现红色题材的作家，古稀之年又涉猎非物质文化领域和陕北民间宗教、民俗文化范畴，这便是我的诧异所在。基于此，我读完了这本集子。 中国论文网 /5/view-7122049.htm 　　本书共介绍了陕北寺庙63座，大多为民间规模较小的寺庙。对寺庙的历史、文物、文化遗存、恢复、修建情况，庙会日期及盛况，一一作了图文并茂的展示。出版社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他们的首创。这些寺庙要么在古寺庙遗址上恢复或扩建，要么是附会一些美妙离奇的传说，由“高人”点化选址修建。都是由会长（古称纠首）倡导，信众响应、捐资献力襄成。这些寺庙从建筑形制上和庙会时间的确定上，也不一定是符合或依据某种教义，但都有一种契合信众心理期冀的讲究，因而香火旺盛，信众云集。 　　寺庙是陕北民间宗教信仰的载体，其源远流长的存在和演变是民间宗教信仰的鲜活元素，对我们认识、理解宗教的普遍性和草根性有着重要意义。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陕北寺庙曾经发挥过不可或缺的教化作用，对现代社会民众的思维方式，仍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正是陕北寺庙能够得以存在且延续扩展的原因。 　　就寺庙中供奉的神灵来看，往往是儒、释、道诸神共处于一寺一庙。这些都是在各种宗教的神祗中，根据需要、反复筛选、组合而来的。真武祖师、如来佛，规模大一点的寺庙都有。下来最多的就是送子观音或娘娘，糠差、瘟神娘娘、药师佛或药王，关圣帝君（关羽，也称武财神）、赵公元帅（文财神），地藏菩萨，龙王，八蜡（zhà）神。护法侍者多为牛头马面凶神恶煞。神灵的选择供奉，充分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现实性、多元性。真武祖师和如来佛，这两位道教、佛教的主尊，均享受着宏观敬奉。在科学和医药不发达的古代，偏僻闭塞的陕北农村，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并让小孩健康成长，能免于麻疹、牛痘之害，所以，求告为小孩消灾的神灵当属首祀了。其次是祛病神灵。发财也是众所期盼的事，文、武财神自不必说。供奉地藏菩萨，顶礼膜拜，则是子孙们为了让亡故的宗亲能早日超度，在阴间少受磨难。这也是一种孝心表达。供奉龙王是为祈求风调雨顺。供奉的八蜡神是掌管虫灾、水患的神祗，是主宰五谷丰稔之神。其虽位次卑微，祠庙等级也较低，但这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自古民以食为天，所以在百姓乃至地方官员的心目中，八蜡神的现实份量并不亚于真武祖师、如来这样的大神、大佛。据雍正本《安定县志》记载，康熙十五年，虫灾大作，秋田毁于一旦。县令施成泽心急如焚，率乡民亲自祭拜八蜡神，虫害即消。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其虔诚举动是真实不虚的。之后他又主持择地新建八蜡祠，并亲书碑记，将祭祀之仪列为祈年、祈谷之典。然而，县令率民亲祭其他神佛的记载则不多见。可见民间信仰的目的性是明确的。 　　以寺庙为载体的民间宗教信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融合地方公序良俗，规范乡村伦理等层面的基本功能，而且在当今社会认知和管理环节中也有着独到的作用。民间信仰的基本群体，通过庙会活动、实施祭祀仪式，能够增强地方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不同的村庄，不同宗族，在共同信仰中，有着共同利益。乡民们说不清各位神灵的来龙去脉，更说不上几句佛或道的教义和经文，但他们都认为离地三尺有神灵。天地有正气，人在做，天在看，因果相连，善恶报应。在潜移默化中，自己给自己规定了为人处世的底限。这便是儒、释、道三教的高度融合。信众们通过拜神、烧香、上布施“广种福田”，祈求神灵保佑，平安健康，或财运广开。这样，他们就了却了心愿，获得心灵慰藉，做事就有了底气和信心，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提升了，或抗病的信心也增强了。这种心理暗示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全方位的。所以，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传统的民间信仰活动，那些原始而虔诚的仪式和庄重威严的象征，不仅影响了古今陕北民众的生活、生产方式，而且内化到了思维方式，对意识形态体系的冲突，以及对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弥补社会管理层面的缺憾，有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