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理和-以“左翼”的姿态冲撞民俗的囚笼.docVIP

钟理和:以“左翼”的姿态冲撞民俗的囚笼 　　 摘 要：钟理和缺席日据时代台湾皇民化阶段，是一颗遗落的“左翼”种子，崇尚“赛先生”和“德先生”，与主持《联合报》副刊的林海音等人有暗合之处，其塑造的平妹形象为台湾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笠山农场》热情地歌颂年轻人对封建习俗的反抗斗争精神。后半生的钟理和却为民俗所包围，陷入了人间炼狱。返台初期的作品依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但1954年次子立民夭折对他产生巨大的精神打击。此后的作品依然带有微讽的意味，斗志却逐渐被消磨，民俗书写越来越凸显。 中国论文网 /5/view-7151929.htm 　　 关键词：钟理和;民俗;左翼;客家 　　 中图分类号：I207.4 nbsp;文献标识码：A nbsp;文章编号：1006-0677（2015）5-0108-07 　　一 　　 钟理和（1915-1960）出生于大富家庭，具有贵族气质，他是为文学而生的人，不近俗世。 　　 钟理和性嗜啖蒜，1950年在台北松山疗养院治病期间，有一天，他在吃饭时，忽然想起前几天吃剩放在厨子里的蒜头，拿出来一看，不料剥得光光的几粒蒜仁全都抽出一寸来长嫩黄的叶子。在4月28日的日记里，他写道： 　　 多可怕啊！大自然的力量！ 　　 厨子是紧闭着的，然而春，却偷偷的跑进去了;生命是如此坚强的！① 　　 此时，文学已成为钟理和的一种感知生活的方式。钟理和的文学才华很早就显露出来，在16岁时，就试作短文《由一个叫化子得到的启示》，并着手写长篇小说《雨夜花》（均已轶）。18岁往美浓协助父亲管理“笠山农场”，邂逅了钟台妹（即其笔下的平妹）;24岁只身到沈阳，26岁返台携平妹私奔到沈阳。27-31岁在北京，“曾经营石炭零售店，后来专事写作，生活靠一位表兄接济”②;33-36岁在台北松山医院治疗。从履历上看，可以说钟理和前半生居无定所，漂泊的生活使他没有扎实的“根”，失却了乡土性。37岁后定居美浓笠山脚下，不过此时他成了一个“废人”，无法参与正常人的生活，曾当过短时间的“代书”，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家里理家务、读书和写作。因为“同姓结婚”，他和妻子被乡人视为“畜生”，很少有人同他交往;而他因病弱和穷苦，也无力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深爱他的母亲去世后，办丧礼共花一万一千余元，除去收到的奠礼三千元，余额由其两位兄弟分担，而他只能在日记里哀叹：“一个人父母死掉了不能予以掩埋该多么可悲啊！”③由于参与《文友通讯》活动，大部分文友都寄来奠仪，钟理和在日记中一一记下他们的姓名，却说：“这使我感到特别”，之后又恍然大悟地写道： 　　 原来人们交友必须如此认真，如此慎重的。这和我的想像有点二样。也许这是对的吧！ 　　 此时已是43岁的作家，如此不谙世事，不懂得“礼尚往来”的中国礼俗，确乎出人意料。但是，结合上述的身世一想，大概也能释怀了：钟理和早年生长于富家，后期赤贫如洗，这样使得他一直没有机会掌管人情往来之类的家务，自然不懂人情世故。 　　 文学与俗世是一对冤家，文学家更是超凡脱俗。童庆炳说：“我始终相信作家、艺术家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精神的守望者、是艺术魅力的追求者，他们有着向真、向善、向美之心，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单一维度的满足，是多种维度的同时追求。尽管这种追求可能是不现实的，可能是乌托邦，也许往往要碰壁而痛苦，而处于熊掌与鱼不可得兼的焦虑、尴尬和无奈，但这种尴尬、焦虑和无奈恰恰好是作家、艺术家的正常的创作心理状态，甚至是作家、艺术家的特性。”④叶石涛则称作家为“梦兽”，一个人生为作家是“天谴”。作家生活于俗世，却要引领人们的精神超乎俗世;作品则是从尘世里长出的一枝莲。 　　 回溯文学家钟理和的精神建构历程，他其实是一颗遗落的“左翼”种子。 　　 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中，虽然张我军、吴浊流、张深切等都来过祖国大陆，但是钟理和在大陆呆的时间最长，经历最为特别，“日据时代台湾如火如荼的皇民化阶段（亦即1937年至1945年之间），这位整个在殖民地时代长大的钟理和，正好缺席”⑤。然而，陈芳明为建构“台独”文学史，把钟理和也当作一块砌墙的“砖”：“钟理和文学的意义，在于使日据时期建立起来的写实主义传统，维持着淡淡的一线香。”⑥大陆有的学者则不分青红皂白加以引用⑦。钟理和确实受过日本教育，写作也深受日语思维之困，但是，终其一生，他从未用日语写作;在《钟理和全集》中，仅见在短文《鲫鱼、壁虎》中提及龙瑛宗⑧，日记里提到张我军，其余均未见日据时期台湾小说家，尤其在《文友通讯》中，作为一个在日据时期就立志当作家的人，钟理和与另外几个年纪比他大的作家，都闭口未谈赖和、杨逵、吴浊流、吕赫若、张文环等一大批前辈作家，以致光复后才学习中文、尝试中文写作的年轻的钟肇政夸下海口：“我们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将来台湾文学之能否在中国文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