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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热议中的几点冷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开坛仪式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更多的称之为中国道路，而在国外学者的话语体系中则称之为“中国模式”，这也是近几年国外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的一个热点。面对国外学者的热议，我们不应当采取消极回避和一味否定的态度，这样我们就会失去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权。同时，当代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其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不宜评价过高。我们不要沉湎、陶醉于已有的成就，更不要把中国模式凝固化。 　　一、国外学者热议 “中国模式”的缘由 　　自从2004年5月，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以来，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外一些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不乏一些国家身居显赫地位的政要，也有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还有一些海外的华裔学者。他们基于不同立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拉美国家改革和苏东国家转型遭遇重大挫折。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中国却立足自身实际，通过不断创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开辟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更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被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一些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中，它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中国模式不仅使“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拉美模式相形见绌，甚至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强大吸引力正日益成为中国崛起所必须的软力量，而中国也正在以自己的观点一步一步改变世界，这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静悄悄的革命”被认为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中国模式已经成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最大的潜在意识形态竞争者。尤其是在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西方重要经济体--美国、日本、欧洲仍然不景气，而中国却很兴隆。”况且，“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担忧和恐惧也类似于冷战期间对前苏联所代表的价值的恐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模式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及其对西方世界的挑战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中国模式也自然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一个焦点。 　　在这样的一波研究中国模式的热潮中，既有一直关注当代中国发展且长期深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客观的研究，也有一些国外政要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对中国模式的评价，还有一少部分实际上根本不了解中国实际，却也要赶着研究中国模式的热潮，仅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对中国模式进行脱离实际的评论。国外学者的研究，有的能够立足中国实际，从客观的角度出发，在肯定中国模式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也有的持绝对赞成的立场，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非常值得期待的选择。还有一些学者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畸形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最终的结果不是崩溃，就是“走向历史的终结”。 　　中国模式是对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凝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经验的有机统一，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还处在不断完善之中，它所体现出来的，既有可供借鉴的经验，也有引以为戒的教训。当代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这就是独立自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一点也许比一种现成的发展模式本身更为重要。 　　二、构建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研究的话语体系 　　面对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问题的热议，目前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并没有能够做出有效地回应。不仅体现在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更体现在众多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消极甚至是否定的态度。这不仅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更因为我们曾经在历史上屡受“模式”之殇，至今仍未彻底走出苏联模式的阴霾，因此提出要“慎言”中国模式。这种消极回避态度，会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 　　当前最为迫切的是需要对中国模式做出我们自己的解读。这不仅是因为在中国模式这个问题上我们最有发言权，而关键在于通过加强对国外中国模式的研究，构建当代中国模式研究的话语体系，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党的文献中，尚未论述过中国模式问题，更多的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总结经验和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胡锦涛把这些经验系统概括为“十个结合”。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还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强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