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鉴：列强国家战略 日本篇(下).docVIP

读书文摘 题目：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　篇（）5年八月下，第4～9页 中日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陷入巨大的战略困境之中。诺门坎之战的惨败，进一步暴露了日本陆军的落伍，迫使日本重新评估现实，调整战略方针。二战前夜，苏德戏剧性的合作，彻底搅乱了世界格局，却也为日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突围机遇。这就是松冈洋右推行新外交政策的大战略背景。 差之毫厘的松冈外交 之所以把松冈洋右称为“日本外交界的石原莞尔”，是因为二人在诸多关键点上确有惊人的相似：在各自的领域都颇具独树一帜的战略洞见，都喜欢把独到见解包裹在常人难以理解的玄谈暗语之中，在同僚中都是敌人多于朋友，都因行事风格怪癖而被视为不正常人士，都倾向于出奇制胜。而且，二人都属于日本半现代型人物，身上都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以至于都未能给日本打开新出路。只不过，松冈洋右面临的情形更为间不容发，反之，如其成功，对日本帝国的贡献将远远超过石原莞尔，或将以“东方俾斯麦”的地位载入史册也未可知。 由于前人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多陷在感情或道德的窠臼内，较少理性地检讨其间得失，故而一直未能看清松冈外交的实质。下面就让我们从国家战略的理性角度看一看，松冈外交是如何功亏一篑的。 1940年7月，应近卫文麿内阁之邀，松冈洋右出任外务大臣。在此后的一年内，他取得了两大外交成就：一是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完成（1940年9月27日），二是缔结了准结盟性质的《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要理解这两个成就，我们首先要记住一个事实，在日本外交界，松冈洋右本是众所周知的亲美派，可是，这个亲美派出任外务大臣后，为了推进三国同盟，却在极短的时间内更换了40名大使与公使（其中多为主张美日亲善的人士），大刀阔斧地推进亲德路线。他的很多旧交对此大表诧异。松冈洋右却处之坦然，因为在他心中隐藏着一个“道故逶迤”的暗度陈仓之策。 松冈洋右自命为真正的“知美者”，他认为当时日本的亲美派和反美派都不知美。前者往往一厢情愿地认为妥协和退让可以促成日美亲善，后者则藐视美国为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横行的孱弱之国。松冈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美国和日本一样，是战斗型国家。在1940年9月19日的五相会议上，他提醒同僚注意：“现在美国对日感情已恶化到了极点，不是一般的讨好所能恢复得了的。我们只有采取坚决的态度，才能避免战争。” 问题是，日本和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极大，如何实现这种斗而不破、由斗而和的曲折路线？松冈显然不相信当时国粹派所鼓吹的虚无缥缈的大和魂。他认为，唯有巧妙的外交才能平衡日美国力的差距。松冈洋右对日本的国力缺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深知日本本质上仍是一个欠发展的后发国家，尚不具备夺取世界霸权的能力，能成为亚太地区的霸主，就是日本短期内的最佳结局。但是，美国、苏联和中国都不会允许日本做到这一点。” 更具体的内容，松冈则透露给了心腹好友斋藤良卫：“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自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的斡旋，日苏关系调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苏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与日本开战。” 换言之，握德国的手是为了握住苏联的手，而握苏联的手则是为了最终握住美国的手。如果松冈洋右的计划实现，世界就将分裂为五大帝国——美日英德苏。其中，英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于是，五强变成四强。控制亚太的日本将致力于内部发展，并静待时变（如德苏冲突，或德美、苏美冲突），以冲刺更高的目标。 德意日三国同盟与《苏日中立条约》，就是松冈洋右为这个伟大计划设置的双保险，其最终目标在于形成德意日苏或德日苏大同盟。 这个策略得到了近卫文麿的支持，迅速成为日本的国策。因而，外务省才会断然抛弃历史上的亲英美路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并非单纯地追随德国，三国同盟其实是日苏同盟的前奏曲，而《苏日中立条约》则是三国同盟缔结后的外交追击战。对此，斯大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配合，因为他深知只有实现德苏日的大联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英美构建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基于这种考虑，苏联方面对松冈洋右的访问给予超规格的款待。在庆祝《苏日中立条约》签字的宴会上，斯大林拥抱了松冈，并高兴地说：“你与我，都是亚洲人。”松冈离开那天，斯大林又与外长莫洛托夫一起赶到莫斯科车站为松冈送行。他同已进入车厢又特意走下车的松冈拥抱，再次强调：“咱们都是亚洲人。” 但是，松冈洋右的战略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日本缺乏影响德国外交政策的有力筹码。正如希特勒的联苏事先完全没有征求日本的意见，希特勒如果有朝一日忽然攻苏，同样不会征求日本的意见，而希特勒恰恰又是一个非常师心自用、不讲牌理的领袖。这就要求松冈洋右必须提前做好预防准备，如果德苏同盟突然戏剧性地不再存在，日本该怎么办？很可惜，松冈从未严肃对待这一问题。 1940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