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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旸：“疼痛”的象征与越界——论郑小琼诗歌 “底层写作”作为近几年来最为轰动的文学现象，迅速地从“冷门叙述”变为“热门叙述”，也从最初需要辩驳、维护的“异质性叙述”，成为“主流性叙述”，激起了广泛而热烈地讨论。不但在小说领域，一条较为清晰的“底层写作”的文学线索逐渐追述出来①，且有批评家把“底层写作”放置在政治、文化、思想的大背景上，探讨“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②，散文领域也开始涌现了以“底层”的视角来探讨的文章③，连曾作为最尖端文学体式的诗歌，批评领域也掀起了种种与之相关的命名与叙述：既然有了“为人民的文学”，也就顺延出“为人民的诗歌”；从“底层写作”出发，也有“底层诗歌”与之呼应；而从“打工文学”中脱颖而出的“打工诗歌”，聚焦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评论；兼具“打工诗歌”的代表诗人与“80后新锐诗人”的双重身份，郑小琼则成为评论和探讨最多的诗人；在那篇引发与臧棣争论的林贤治的文章中,她甚至被林贤治推举为与那些“唯技术主义”的诗人与“下半身”诗人相对的代表性诗人之一。林贤治认为：“有一小群被称为“打工诗人”者，徘徊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大抵诉说来自打工生活的感受，这种切肤之痛，是诗坛上众多喜爱活动、善于钻营的诗人所没有的。郑小琼这样写流浪的心情……”④“在中国新诗中，我极少读到如此亲近、真实、悲愤而又充满讥嘲的多声部的作品。”⑤ 一 青年批评家李云雷曾指出：如果“仅仅在形式上、或仅仅在“文学场”的范围内解释“苦难叙事”与“底层写作”，认为人民的苦难无法成为一个‘现实主题’”，却也显示了批评家们过于关注文本或理论的推演，而忽略了“文学与生活”这一视角，也缺少对现实生活中“底层”的关注与了解。“苦难”、“底层”虽然要经过作家的写作，才能呈现于我们面前，但并非“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它们也是具体而真切地存在的，构成我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⑥ 不可否认，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持续高增长背后的社会矛盾暴露出来，并趋入激化。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参入了以欧美发达国???为主导的不平等经济秩序，在赢得大笔资金投入以及外贸出口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也会波及扩散到作为最大廉价劳动力产地的中国来。比如，2008年发生的美国金融次贷危机。而这一可能的转嫁危机，累加上国内就已激化的阶层矛盾，又迅速转移到中国社会结构中绝大部分阶层身上，其中，处于“最低人权”（秦晖语）的“底层”—也就是“弱势群体”—的困窘而悲惨的集体处境，触目惊心。相对悲观但符合时代心态的表达，是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表述，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基本破裂，社会结构处于失衡的断裂状态⑦，而这种社会结构的分裂与失衡折射在社会现象上，被林贤治概括为：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民不断失去土地，“城中村”在扩大，而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却得不到维护，医疗没有保障。其实，全社会同样缺乏健全的公共医疗制度。污染问题严重，艾滋病等传染病继续蔓延，灾难性事件特别是矿难频频发生。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加剧，改革初期受益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⑧种种矛盾冲突,在社会学专家的表格、经济学家的统计、历史学家的透镜中得到了放大、解剖，固然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会相互冲突，但是交叠或冲突的观察也聚焦出社会政治变化的确凿轮廓；而网络中、报纸上，社会诸像包裹围剿着匆匆上下班的人们，而急遽、突兀的社会变化轰隆隆地插进我们身边，撞击着我们的眼球，撕扯着我们的神经，也改变着我们的肉体感觉。社会上种种不满的、愤懑的时代情绪也在累积着，等待一个宣泄口。不仅仅是文学杂志上变化的小说写作汇入了这一变动的社会历史情势中，重新复活（也许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的）半纪实半虚构的文本借助网络也异常繁茂地被生产、剪贴和转载中。理论批评最先还懵懵懂懂但最终迸发出“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的强势呼声。作为文学体裁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诗歌也不甘落后，摸索寻找到了郑小琼的嗓子，把粗鲁、沉闷、挣扎的现实感拥抱在怀中。而这个时候，郑小琼直白呼喊的诗歌，起到的作用就是反映时代“具有痛感”的心态。从这一点来说，郑小琼的诗歌，成为时代“症候”的反映，因而成为了“疼痛”的象征。⑨一时间，郑小琼的诗歌也就成为了“底层写作”中的诗歌代表，似乎所有的批评家借助郑小琼都找到了“疼痛”的感觉。 二 回溯郑小琼的诗歌，从生涩的描写家乡到后来汪洋恣肆地表达个人感受，其实有一个渐变的逐渐放开过程，而这一过程，被林贤治总结为从唯美的“低吼”到疼痛的“嚎叫”。⑩在在写作还颇有节制的早期，当郑小琼的诗歌经验局限于自己真切的经验感受时，她的诗简洁而颇具冲撞力度，比如《黎明》这首诗： 在黎明 有风吹动着昂头的树木 它们摇动着头颅 它们多么一个风中摇动尾巴的人 它们向白天乞求着什么 看，它们在我的面前摇动着 多么像一个悲观的人 这群生活在不幸中的人 这群生活在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