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医学的发展讲义.docVIP

民族医学的发展 民族医学史研究 一、自由发展阶段 1980年以前的民族医史研究，可以说是一块荒芜的园地，没有人提及，也未见到专文论述。少数几篇关于少数民族医学的文章，大多是介绍性质的，谈不上研究。如“西藏医学”，其中有一段文字谈到藏医的发展，但把《四部医典》这部藏医学经典著作归入“印度古代名医龙树菩萨的著作”，文中未曾论证，显得有些武断。1949年前的其它民族医史论文更少得可怜，医史界前辈范行准“胡方考”，朱中德的“胡医考”是较早的论文，也有一些深度，但其所指的“胡”，与今日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在概念上尚有一些差别，“胡”不仅包括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甚至连邻近国家或中国以外的其它民族和国家，一概以“胡”字概括之，而不是专指我国的少数民族而言。 1949年以后至1980年这一段时期，在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医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民族医学作为祖国传统医学（广义的中医）的一个有机组成养分，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民族医学史的研究工作也初见端倪，各民族地区陆续出现了一些民族医史的研究论文。如壮医陶针考、蒙医史的初步研究等。值得提出的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组成的藏医古代文献整理小组于1976年进藏，对藏医丰富的文献进行了初步调查，对于藏医史的研究，无疑像一种催化剂，使藏医史的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七十年代末，有不少藏医药史研究论文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如《上海中医药杂志》、《新中医》、《新医药杂志》、《中草药通讯》等，都开始有少量藏医药史的论文刊载，云南省还发掘出罕见的彝医古代文献，引起了人们对彝医古代文献及彝医药的兴趣，也开始发表一些有关的学术论文，一股研究民族医学史的新潮已有呼之欲出之势。 二、奠基阶段 在中华医史学会复会、《中华医史杂志》复刊的过程中，鉴于7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医史研究出现的新形势，民族医史研究被列入议事日程，作为重点加强的薄弱环节，并得到了中华医史学会学术会议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1980年，《中华医史杂志》复刊后，专门开辟了“民族医史研究”专栏，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它标志着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从此，民族医史研究的论文逐渐增多，其学术质量也在逐步提高，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新的形势发展，鼓舞了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者的极大热情。几乎与此同步，我国民族医史研究的专业队伍也开始形成。1980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正式组建了少数民族医史课题组。不到两年，随着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课题组升格为少数民族医史研究室，成为我国最早的一个民族医史专业研究机构。此后，一些民族地区的民族医学研究所也设立医史研究部门，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延边朝医研究所、新疆维医研究室等，这表明一支民族医史专业队伍已经形成，这又是我国民族医史研究进入新阶段的另一个标志。 从这一阶段在《中华医史杂志》及其它中医药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民族医药史的论文看，学术研究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与前一阶段相比，都有很大的变化。《中华医史杂志》从复刊到1987年，刊登的民族医史论文25篇，涉及九个民族。经分析认为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与1980年以前的论文进行比较，有四个特点：一是涉及民族多，涉及面广，它不仅研究像壮、彝这样一些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也探究了朝鲜等这样一些人口中等的民族，涉及面广。二是学术水平较高，有较深入的研究，比前一阶段的研究有所不同。最后是有些论文已经深入到原始文献的考据，从而使论文的可靠性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其中包括对藏医敦煌卷子、回鹘文医书、西夏文辞典《文海》等等的考证。 这一阶段还有几件民族医史研究大事。1984年由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在呼和浩特联合召开我国首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民族医药事业‘七五’发展规划的意见”，把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提高的工作列为七五规划的重大任务之一，还初步制定了“1984～1990年民族医药古籍整理规划”，对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及其它民族医药古典著作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提出明确的计划。 1987年12月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第七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以民族医学史为主题，是对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的一次检阅。参加这次会议有来自17个省区的代表近百人。论文涉及的民族有藏、蒙、彝、壮、朝、维、回、畲、苗、土家、布依、鄂伦春、黎、纳西、拉祜等，还有古代少数民族如匈奴、契丹等。论文的内容包括医药卫生发展史、民族医学人物评价、古典医籍、考古文物、学术思想等等。 与会代表提出组建我国少数民族医史研究工作者自己的组织的要求，认为组织一个民族医史研究会的学术机构，对于促进我国民族医药学术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时机也已成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当时成立全国性的民族医药学术团体还不成熟；因而，经中华医学会批准，会议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民族医史专题组，蔡景峰任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