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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建国后的中国法制 袁泽蕾 1409853G-LL20-0041 民商法 通过文本的阅读，特别是《旧工作人员的改造问题》与《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两文，可以看出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的法律，法制环境也必然随之改变，这改变当中，中国并没有很好地扬弃旧的资源。旧的法学工作者直接被视为硬地无法改造的对象而被丢弃在一边。新的法学工作者一方面教条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工作上受到党与非党身份的直接影响。在这种法制环境下，宪法逐渐不被重视，党慢慢凌驾国家之上，于是出现《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文中，毛主席打倒刘主席一事。 片面抛弃旧的法学 新国家诞生后，旧的法学遭到全面抛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旧的法律遭到抛弃（如批判六法），改学苏联的法律；另一方面是旧的法学工作者遭到抛弃，认为无法改造而被派到非司法机关处工作。 当然，前面说的抛弃学旧法的人，也并不是所有学习过旧法的都抛弃了。这里的抛弃也是有选择的抛弃——抛弃学习旧法且非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一部分。而因为拥有党员身份而被留下来的这部分旧法人员虽然解放后还能在司法部门工作，但一旦其所在的司法部门遇到什么毛病时，责任便由这部分人承担。 当时社会主要观念是旧的国家与新的国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法律也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要抛弃旧的法律，甚至是抛弃旧的法学工作者。 诚然，国家制度发生了改变，旧时的法律必然不能直接采用，但在中国环境下存在运行了那么久的法律里必然不可能没有一处值得学习的法律原理与法律精神的。即使是学习“苏联老大哥”，但耶没必要连法律都要生搬硬套苏联那一套，毕竟两国的实际情况也存在许多差异。 更重要的是，旧法律一律抛弃，不取些精粹也罢了，连学习旧法的人都也一律抛弃了。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运动的，那么就不会有一尘不变的人。而当时社会主流却认为旧的法学工作人员是顽固得无法改造的，所以司法的前线都是学新法律，新的一辈法学工作者。表面上说旧的法学工作者一无是处，背地里新法学工作者的一些成果也是参考或直接掠夺旧法学工作者的工作成果。 过分讲究法律的政治性，忽略法律的科学性 旧的法学工作者一律遭到抛弃，新的法学工作者也并不好过。由于共产党的地位慢慢高于宪法，凌驾与国家机关之上，导致新的法学工作者的职位、工作机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杨兆龙的《法律界的党与非党之间》 一文中就写了当时法律界的矛盾。表面上是进步法学家与落后法学家间的矛盾，实际上党员法学家与非党员法学家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当时法律讲究政治性远多于讲究专门性与科学性，所以国家并不信任非党员的法学工作者。 比如陈建国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党不重视法律科学与知识分子》一文就写到法院对非党员的旧司法工作人员一律不用，对新司法人员是否为党员也作了区分。新司法人员即使是历史清楚且又为党员的，也无法直接担任法官一职。因为党与政治的地位高于法律的地位，法官是让领导担任的，而这些人可能连一个完整的判决书都写不出来，有的连法律都没系统学过。 而法律并不是一门以政治性与阶级性为主的事物，法律讲究科学性，讲究专门性。如果一味地讲究马列主义而不讲究法律科学，那么国家也没必要学习法律了，学习马列主义就好。甚至国家也不需要司法工作者，有马列工作者也就够了。 而这个法学科学里的党派宗教矛盾，在当时不但阻碍了法律科学及教育的提高，还耽误了当时立法工作的开展，甚至在当时引起了司法工作方面的混乱。另外还让人们对法律科学与法学家十分失望，对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产生怀疑与误解。 以党代政现象十分严重 在《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文中，写到1982年以前，中国在政治上存在一种阴阳体制，即宪法规定一套，实际的权力运行是另外一套，而这实际运行的一套便是党在控制着国家所有权力的机制。当时党中央牢牢掌握了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而政府与党组织对国家的只有建议权。 在当时，可以说 “党在法上”中国法制的最大特色，党的权力在法律以外运行，党的主席拥有宪法里没有的头衔，掌宪法赋予国家主席的权力。党 那么这种情况在法律界的最大体现就是“以政策代替法律”，另外还体现在党员司法工作者能比非党员司法工作者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更好的工作职位。 因为社会对党的崇拜热情高涨，且当时法律地本来就受人们质疑与不被重视，因此当时有以马列代替法律和以政策代替法律的现象。特别是高度概括、伸缩性很大的政策，越到基层的地方就越有法律效力，反而弃法律本身不用。就连法院裁判案件时，遵守党的指示比遵守法律还重要。 法院由党委领导，党的指示比法律地位高。而法院的人员安排上，党员比较非党员也有绝对的优势。政法类院校教育上也是如此，非党员的干部负责私下写稿，由党员干部上台念稿。如果党员如此先进，何不自己写稿念稿，假若非党员就落后，那么为何又要采用非党员的稿件呢。 整个国家都不重视法律科学 阅读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