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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罗马政治文明 古代希腊罗马： 到了中国汉朝时期，罗马共和国也已经变成了帝国。此时，政治制度上，汉朝与罗马是半斤八两，都是君主专制，谁也不比谁好得了多少！ 其次，关于所谓的“古典共和制”，有人拿今天的共和制去想像古代西方的“共和制”，以为也是一种文明的制度，其实不然，古典共和制是建立了野蛮奴隶制基础上的，乃是统治民族为了共同奴役奴隶，而进行的一种协调与团结，可以想像，要是统治民族内部为了君主大权你争我夺的话，还怎么能维持对奴隶的压迫！正是由于奴隶制的兴盛造成了古希腊、罗马的辉煌，而中国呢，从战国时期就完全演变成了以平民为主的安居乐业的社会，即使是在所谓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代，奴隶比例也远远没有希腊罗马那么庞大。希腊罗马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广大的奴隶规模，被视为“会说话工具”的奴隶其悲惨程度在任何时候都超过最困窘的平民。当东方的我们在为长城脚下千万民工的尸骨而悲怆，为孟姜女失夫哭城而动容时，在西方的罗马，却有远超此数的罗马奴隶丧身于繁重的修建与监工的毒打之中，以生命铺就了罗马贵族奢欲之所，最终草草收尸，成为不令任何人有丝毫怜悯的“不再说话的工具”。成千上万的强壮奴隶互相厮杀，以血液刺激着罗马人变态的兽性。万恶的罗马人点燃了斯巴达克思的烽火。然而，独裁者上台了，帝国建立了，而罗马仍然是罗马，奴隶仍然是奴隶。 这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古典共和制”也是有阶段性区别的，在雅典共和国时期，乃是真正的平民共和国（虽然这些平民只占人口极小比例），所有的平民都有投票权，国家政策由公民大会决定，但是，这种全民会议式的直接民主，却有根本的缺陷，一旦某个政策导致了错误性后果，就需要有人承担责任，但是，一旦决定这个政策的是“人民”本身，那么就没人会为错误承担责任的。当政府不能负执政之责，一个国家也就无法存在了。这种根本缺陷使雅典共和国在150年后灭亡。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人类的漫长历史时期，‘民主’从来就不是什么好词，是很令人厌恶，古希腊伟大学者苏格拉底就是直接被公民大会处死的，他的学生柏拉图著作的《理想国》是对古希腊‘民主’制的公然抨击。直到18世纪，欧洲学者们最推崇的政治也是能够扫除封建割据的强大中央王权。到了后来，缺乏历史感的美国人将起源于北欧的‘代议制’称为‘民主’，这才变成一个好词。 而古希腊之后的罗马共和国呢，却很快连雅典那种所谓的‘民主’也不具备了，平民不再具备参政权，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参政权，组成“元老院”，乃是奴隶主贵族共和国。然而，随着征服区域的扩大，元老院内的争权夺利使罗马动荡不安，在独裁者凯撒时期，元老院权力大减，到了凯撒的侄子屋大维当政后，正式登基称帝，自号“奥古斯都”（“伟大、神圣”的意思，相当于中国人的“圣上”）。建立起君主中央集权制统治，元老院不再具备实权。罗马共和国正式变成罗马帝国。 可见，在古代，所谓的共和制并不比君主制更文明，它是奴隶制扩张时期的一个妥协手段，乃是野蛮之中的温情面纱而已。 到了后世，欧洲所谓的‘文艺复兴’也并非希腊、罗马文明的延续，乃是近代人文精神的传播，之所以如此号召，乃是由于中世纪教廷统治的黑暗，以人们对于希腊辉煌文明、罗马强大时代的记忆来取得广告效应而已。简单地说，就是“希腊罗马的皮，近代文明的瓤”。 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的地方行政区划、地方政权机构及其职官设置等制度。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的沿革演变，可分为分封、郡县、州郡、道路、行省五个时期。其制度既相互继承，又各有发展。 　　分封制指夏、商、西周三个奴隶制王朝实行的地方政治制度。史载夏王朝为当时各部落的盟主，只能以“封诸侯、建藩卫”进行统治。商承夏制，西周发展为全面的层层分封。当时已出现中央与地方的统属关系，有的都邑直属中央政权，有的都邑则由诸侯国管辖，西周还有“六乡六遂”制度。但这个时期的地方政治制度尚不成熟，史书所载也互有出入。 　　郡县制这是古代较完整的地方政治制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最初的郡县互不统属。后因经济开发，人口增殖,中原各诸侯国北部边境的郡开始分县而治,中原腹地的县逐渐划小，数目增多，于是在县上置郡，形成郡县两级政区。至战国后期，各诸侯国除都城外已普遍置郡。秦统一六国时,将各国都城改为郡治。这样,除秦都咸阳设内史管辖外，郡县制行于全国。 　　两汉承秦制，但因片面总结秦亡教训而大封同姓诸侯王以为藩辅，实行郡国并行的双轨地方行政制度。即将当时全国60个郡的3/4分封给诸侯王，中央直辖仅15个郡。于是重蹈战国时割据之势，终于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平叛后,西汉朝廷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并以“推恩令”分割王国封地，缩小其辖境。从此，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郡国并行制名存实亡，实际已恢复秦的郡县制。 　　行省制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