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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政治文明演进 古罗马时期整体主义政治眼光的转向，主要体现为对古希腊城邦时期那种建立在公民本位基础上部分与整体完全融合关系的突破。在由城邦国家走向世界帝国的变迁过程中，其各种社会结构的变革为这种转向提供了现实基础，而种族、文化的融合与世界主义思潮的兴起，则为其转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正是由这种转向所导致的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对当时与后世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古希腊城邦时期，人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个人并不构成一个自足体，个人要获得生活自足以及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必须通过自由人联合体的城邦才能实现。然而，当历史的发展由古希腊城邦时代过渡到古罗马帝国时代以后，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公民个人与国家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导致了人们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的重大转变。 　　一、整体主义政治眼光转向的现实基础 　　在古罗马“共和时期”(51OBC～27BC)的中后期，古罗马由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通过对外征服而扩张成为一个地域庞大的世界帝国。古罗马疆域在短期内急剧扩张所带来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疏远。(在帝国庞大的地域范围内，古希腊城邦时期那种面对面的“广场政治”与“广场民主”是不可想象的。单以古罗马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来看，“广场民主”的实际操作在技术上就不可行。古罗马统治时期出现了许多城市，它们大多是政治运作和军事活动的产物，往往容易畸形地扩大和膨胀。据调查估计，其治下城市平均人口是6万人；而其都城罗马，到公元2世纪时，人口已超过100万；港口城市澳斯提亚的人口已达1O万。当然，在古罗马时期也不可能出现以代议制民主替代直接民主的情形，毕竟代议制民主只能是现代民族国家条件下的产物。 　　城邦时代人们相互间因血缘、地缘因素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在庞大的古罗马帝国内已不再是一种普遍状态。同时，古罗马帝国是建立在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基础上，大量的异邦人或是沦为罗马人的奴隶，成为完全没有人格身份权的“会说话的工具”，或是成为“人格减等”的人，他们并不享有古罗马公民所享有的各种公民权利，如选举权、担任公职权等“市民权”。当然，这种情况在古罗马帝国的后期因享有公民权主体范围的扩大而有很大改变。 短期急速扩张和早期罗马文化发展的相对不足，使罗马人不可能同化这些异邦人，那些被征服民族的人民，实际上没有了城邦时代公民们那种对国家的忠诚和集体主义精神。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异邦人，相对分离的公民个人在面对庞大的国家时，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渺小，人们必须找寻另一条途径来获得个人的承认与满足，从而由公共政治生活慢慢退回到个人私生活领域，并从中寻求自身意义和价值的满足，这也就成了人们的必然选择。尽管此时人们享有的仍然是本杰明·贡斯当(BeNaminConstant，1767～1830年)意义上的“古代人的自由”，古罗马时期公民生活的主要内容还是一种公共生活，但此时小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已为这种“有限的退回”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由此，古希腊城邦时代那种个人完全溶入整体的政治关系便已不存在。 　　古罗马由城邦进入到世界帝国后，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源于民族扩张的胜利，古罗马在疆域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也通过征服过程中的掠夺在较短的时期内积聚起了大量财富，这既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时期商业的初步繁荣，也使古罗马的私法体系在习俗“法”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长期的征服与掠夺已使个人对国家忠诚的基础出现了变化，单纯的公民教化已变得不可靠，公民的美德对于国家的维系是重要的，但只有它还远远不够。要统治一个存在着极大差异，思想多元的疆域大国，只能依靠政治与军事上的强权，或者是以这种强权作后盾实施一套强制性的制度规范——法律。由此，古罗马时期不但产生了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其法学理论也特别发达。而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节公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公民个人行为调节的主导方式由古希腊时期的学苑式的道德教化逐渐让位于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来进行调节，这可以看作是古罗马时期公民与国家关系较之古希腊时期所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 　　二、整体主义政治眼光转向的催化剂 　　严格来说，早在马其顿征服希腊各邦后的希腊化时期，种族、文化的融合便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到古罗马共和制时期，这种融合得到了更大的推进。古罗马在公元前146年征服希腊后，希腊文化在罗马广泛传播开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国家与政体学说，伊壁鸠鲁学派的社会契约说、快乐幸福论，特别是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混合政体思想以及世界主义主张，逐渐为罗马人所认识和接受，并以此形成了古罗马自身具有强烈实践色彩的政治文化。到罗马帝国时期(27BC～476AD)，东方的神秘主义信仰也在罗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公元2、3世纪时期，罗马人普遍崇拜的是伊朗的太阳神，(脚而到古罗马帝国的末期，源于东方的基督教已俨然成为了罗马人的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