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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与传媒软实力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发展的思考 蒋晓丽 李建华 一、文化软实力与传媒软实力 (一)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SoftPower)一词,最早由原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1990年提出。他认为,国家的实力分为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两大类,硬实力指军事等强制力和经济实力等诱惑力;软实力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或政治议程的控制力[1]117。在他看来,“在信息时代,软实力不仅依赖于文化和理念的普适性,还依赖于一国拥有的传播渠道,因为它能够对如何解释问题拥有影响力。”[1]153可以看出,奈将“文化”和“传媒本身”作为信息时代条件下国家软实力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要增强一国软实力,就要提高其文化的“全球普及”程度,这就有赖于文化的“扩散”和“广泛传播”,只有当这个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算是真正提升了,而这正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职责。 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观点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也得到我国许多学者的认同。俞可平提出,在全球化时代,要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实力,仅仅依靠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文化、道义等软实力。喻国明认为,一个国家存在硬软两种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胡鞍钢认为,即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力和综合力日益强大,但是媒体落后同样也会被动挨打,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以文化、制度、传媒建设等为代表的软实力日益受到关注。还有学者提出,在现代社会,一个大都市媒体的影响力,直接耦合了这个大都市的“软实力”。 我们认为,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依靠自身政治制度、文化价值、国家形象、民族精神等隐性实力来吸引他国的力量,其中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一般而论,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越重要;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软实力越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信息数字化的当今时代,国家的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整体实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正由一个经济大国崛起为经济强国,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不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由一个文化大国成为文化强国。然而,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软实力还不够强大。约瑟夫·奈在《中国“软实力”》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软实力比之欧美还相去甚远。”[2]英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室名誉主席贝茨·吉尔说:“就文化吸引力来说,中国资源丰富,但她不善于推销文化产品。”一个国家实力的提升,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精神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极大增强,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必然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根本途径。因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实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充分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战略着眼点,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整体实力增强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 (二)文化软实力与传媒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而传媒不但是文化传播的介质和载体,它本身还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首先,文化并非一种自在式存在,它必须借助于文字、声音、图像等大众传媒产品(即符号),才能实现其自为。因而,现实的文化总是以传媒符号作为直观存在方式。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在《文化科学》一书中指出: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文字、图像、声音等大众传媒产品符号是负载、传送信息和文化的最重要的代码,斯图亚特·霍尔据此把传播活动看作是透过媒介的符号产品显现的意义的编码和译码的过程。 其次,从传媒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传媒与文化如影随形,贯穿于传媒产生和发展的始终。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甚至认为,“文化是传播的同义词,实际上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构、同质”[3]99。再次,媒体的影响力不但直接耦合了文化软实力,它本身也成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当今传媒化社会,文化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媒的实力。李良荣教授认为,传媒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在信息时代,现代大众传媒不但是文化的引领者,更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软实力的核心。在约瑟夫·奈的叙事框架中,大众传媒本身就被看作是文化软实力。 与国家实力一样,传媒实力也可以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传媒硬实力主要指传媒的资本、技术、人才等外显的、可测度的、可衡量的实力,如资金投入、技术水平、设施设备、节目时间、收视率、发行量、名牌主持人、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