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史实剖析.doc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 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 ，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 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