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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软实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论述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如何“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时，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最重要的会议上首次用“软实力”这个概念来标示文化发展的尺度和目标，并且把“提高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次新的注解，表明我们党一方面与时俱进，展示了与国际通行发展规则相一致的视野，另一方面又开拓创新，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的信心。而最终目的，就是“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流行的关键词，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其意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教育、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国民素养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一个国家公民的有意的和无意的、感性的和理性的、强制的和习惯的、宗教的和世俗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作用的，以此展现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形象、族群特征和精神面貌。 文化是国家软实力最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文化这个概念，把它解读为“一切人类精神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的话，那么“国家软实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就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是文化，语言、宗教、艺术、哲学也是文化，风俗、服饰、饮食、丧葬等同样是文化。文化无所不包，渗透在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所有这些东西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力，就构成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强调经济、科技这些“硬实力”的“共性”和符合“国际标准”方面，而讲到文化这种“软实力”时，却着重谈其“个性”和“排他性”，经常讲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些话，就是这个意思。这当然没什么不对。但是需知：文化也是一定要讲共性和普世价值的，否则，一种先进的文化（或文明）怎么可能对别的文化产生吸引力，怎么可能被别的文化所认同，又怎么可能被别的文化所吸纳、融合（至少是部分地吸纳、融合），成为其新的组成部分呢？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几千年不间断的文化，就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被许多国家普遍接受的，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化，是一种不仅有个性而且更有共性的文化。当然，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以及在今天改革开放的现实条件中能够善待其他不同文化的影响，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兼收并蓄一切有益因素，也是其长盛不衰，继续发挥吸引力的原因。如今，中国的国家硬实力已经很强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恰逢其时。中华文化必须走出去，让自己的合理成分和感染力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时，用这些合理成分和感染力去抗衡那些试图解构中华文化的国家。只有这样，我们的软实力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文化安全才能得到确保。 文化软实力内容深刻，涵盖面广，大致有以下方面。 一，民族凝聚力。这是文化软实力最核心的部分，是体现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民族意志的主要方式。民族凝聚力，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思想的归属和灵魂的依托，对于国家和全体人民来说就是民族的向心力和精神支柱。民族凝聚力，是维系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发展民族的精神动力，是使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它可以增强民族认同度、激发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信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同样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全方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有没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高昂的民族精神，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大小的重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当前，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过程中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凝聚人心过程中的力量，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鼓舞斗志过程中的力量，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引领社会风尚过程中的力量。 二，国家创新力。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创新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和动力。问题不在于认不认同它，而在于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它。这就涉及到思想解放和与时俱进的问题了。为什么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在农业文明的阶段上彷徨和徘徊？为什么在最近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却迅速实现了国强民富的伟大理想？说到底，前者是因为我们过于拘泥传统、习惯，一味遵循于前人的经验和权威的遗训，而后者则是我们突破了这些传统、习惯、经验、遗训，即独立思考、自由创造、走自己的路的结果。只有思想上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才会在实践中导致切切实实的创新成果。一百多年来，直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