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思想史读书笔记解说.docVIP

中国经学思想史读书笔记（1） 1.经学与史学 对于经史关系的说法，主要有王阳明与章学诚：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传习录上》)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 “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章氏遗书》卷九《报孙渊如书》) 结论：（1）六经原本是史籍;（2）六经所述内容无可置疑都有其历史的真性。（3）经重价值判断，史重事实判断。 之所以出现经史纠结的原因是由于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创教立言，不是以“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空讲伦理道德，而是藉助先前的文献，来阐发他的价值理念。因此，以述史而寓教，史由此上升为经。 经与史的重要区别在于：“史之贵实”，以保存历史真实为第一义;而“经之贵义”，即使是述史，其目的亦在“彰善瘅恶”。在经学家那里，价值判断要高于事实判断。——因此，经学的根本立场主要并不是追询历史的真实，而是追询价值的真实、意义的真实。 乾嘉学者说经主张“实事求是”、“六经皆史”，实际是以一种考古学的态度解释六经，将经学转为史学，视经文为史料，这是对传统的儒家经典的一种降格。这种做法的特殊意义在于改变传统的经学思维方式，中断“通经致用”的传统。它提出这样一种可能：通经不必致用，致用不必通经。经学因此失去社会功能，使儒家经典由社会政治学的指向变而为历史博物馆的内容。经典的生命在于意义的阐释。乾嘉如日中天，其实正是以极端形式进行经学解构。 2.经学与政治 经典作为现实政治依据具有权威性，因此，是否“依于古”便成为政权合法性基础之一，秦由于变郡县而亡被归咎于“不法古”，但郡县制又是大一统帝国势不可挡的，汉朝也面临这个问题，因此，汉朝如何运用诠释经典，改造经典则成为关键，董仲舒学说应运而生。 政治的权威与思想的权威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治统”与“道统”的关系，二者有一致性，但也保持相当的张力。儒家经典所强调的价值就是宗法血缘社会的诉求，它不仅要能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也要能反映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因此，经典政治主要作用有三，其一，对贵胄制约；其二，文官铨选；其三，思想教化。 在君主专制时期，统治者可以凭借政治权威推行某种学说，并不足为奇。关键在于这种学说能否成为一种在社会生根的文化，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成为人们的真情实感，转化为某种习俗性的东西呢。——因此意识形态如果不能进一步演化为文化观念的话，它可能会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而变化，只是一个阶段的产物。 3.经学史的分期 四库提要经学总叙为经学六变説。 然《四库提要》以说经风格区分经学的变化，以一字断其流弊，多见贬义，而不见说经变化的创获和意义。 皮锡瑞为经学十变说。 皮锡瑞是今文经学家，有强烈的门户之见。他将经学的传承流变概括为盛衰统合的周期性变化，以为“国运有盛衰，经学亦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因而其分期的方法只表示某种阶段性的表面意义，不能揭示经学发展变化的特点，且其用语多有语病，如论经学开辟时代，谓“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不免武断。 日本大田锦城著有《九经谈》，其《总论》提出“经学三变说”。 “汉学长于训话，宋学长于义理，清学长于考证。……自汉至唐其学小变，然要皆汉学也。自宋至明其学小变，然要皆宋学也。清人有为汉学者，有混汉宋之学而自为一家者焉，然要皆清学，而其所长则考证也。” 姜广辉认为，对于分期，应抓住历代经学的“问题意识”。 先秦时代的“问题意识”是文化传统的断裂与继承的问题，所谓“六经”，原非儒家所专有，孔子重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对之加以整理改编，并阐释其中的意义，遂有“六经”之目。 汉唐时代的“问题意识”是解决制度焦虑或曰“外王”问题，此一时期，通过政治与儒术的互动与磨合，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新政治格局得以确立与巩固，儒家经学也从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 宋明时期的“问题意识”是解决人生焦虑或曰“内圣”问题，此一时期，儒者突破经典笺注之学，在“性与天道”的深层次的哲学间题上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本原。 清代的“问题意识”是对两千年的经学运动加以总结与检讨，一方面将经还原为史，一方面纳入西学。 4.六经作为经典的内在依据 首先，反映了民族共同生活的基本准则，适应了中国古代血缘家族的社会结构。——从本质上说，儒家的价值观正是血缘家族社会观念的升华。儒家以家庭、家族为价值本位，以社会和谐为价值准则，其理想的目标是将和谐的家庭、家族模式推之于天下，实现天下一家。 其次，六经作为文化本源，诸子百家皆为其流裔。——经典最初表现是对人类原始的情欲所采取的态度，是放纵还是禁止。——中国文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