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武邑中学2015-2016学年高中语文必修一视野4 .docVIP

视野4 法院或法官，究竟谁该道歉？ 9月7日，安徽省高级法院在亳州市委机关报《亳州晚报》上刊登一则公告，为“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有罪的邱某等19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这是该院在邱某等19人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后，已向请求人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基础上，以这样一种少见的方式，向蒙冤者表达歉意。 尽管做错了事道个歉理所当然，但长期以来给受冤屈的当事人道歉一直是司法机关跨不过的坎。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答复中明确：“赔礼道歉不宜作为决定书中的主文内容，但应在决定书的理由部分予以表述”，这使得赔礼道歉不能作为国家赔偿方式之一，形成事实上的“只赔钱、不道歉”的局面。2010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除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之外，还规定国家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但以何种方式赔礼道歉，目前没有相关的法规和司法解释参照，对侵权机关拒不履行道歉义务的也无强制执行程序。 如今，安徽这起案件在没有出现“亡者归来”“真凶落网”的离奇情节下，法院能主动纠错，体现了不一般的勇气与担当，不仅可减弱受害者的对立情绪，修复受害者的心灵创伤，使蒙冤者能够更快融入社会，开始新生活，而且，这种赔礼道歉也是对司法自身公信力的修复。 的确，错案的发生固然不能怪罪法院一家，但判决书毕竟是法院做出的，上面盖有法院的大印，所以，法院给受屈者道歉没有错。事实是，这不仅给各级法院带了个好头，也是给办错案的警方和检方做了个示范。后者不道歉不等于法院道歉就错了。 不过，这里倒是引发出另一个疑问，错案是法院办的，还是法官办的？按理当然应该是后者。既然是法官办的，为何都是法院领导出面道歉，或者像此次安徽法院这样由法院登报道歉而不是承办案件的法官自己道歉？从追溯赔礼道歉的原意来看，赔礼是要打躬作揖的，道歉是要当面且亲口说出的，因而，由法院这个单位出面的赔礼道歉似乎并不“合乎本意”。但个中原因也不难理解，主要还是由于法官办案不独立，一个疑难案件，要经过多部门协调，层层审批，结果未必是法官本人的意见，所以，让法官道歉法官当然不乐意。好在如今随着司法改革向前推进，司法责任制在逐步落实，法官既要独立办案，也要独立承担责任，而且是终身负责。如此一来，对于办错的案件，由法官本人赔礼道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扶不扶”拷问人心和法治 自“南京彭宇案”后，见人跌倒扶不扶俨然成了“全民大拷问”。近年来，虽有媒体对跌与扶的和谐场景多有宣扬，但再多的正面，也难抵挡一次“做好事反被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不少“跌与扶”的纠纷中，被讹诈的好心人能得以恢复清白，多有监控的证明。问题就在于:如果恰好事发地没有监控，或监控数据丢失了呢?近日，安徽一位大三女生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该女生自称在街头扶起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却被老太家属认定是撞倒老人的责任人，“如果不是她撞的，为什么陪我母亲去医院?”为自证清白，该女生在微博发帖寻找目击者。有消息称，目前已找到至少两名目击者。 对于围观者来说，判断女生究竟撞没撞老太，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好不容易征集到的目击证人，也不知他们证词的关联性如何，证明力有多高。但大凡到了要警方介入的地步，真相已然难寻。在报警之前，女生还报告了学校。作为校方，其目前表态也只能是“将根据事实情况和学校的规定妥善处理此事”。 从法律上来说，“好心人”本不需要四处求助、自证清白。如果跌倒方主张撞伤赔偿，就应首先拿出证据证明侵权行为存在，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失具有关联性。“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中最基础的证明规则，它首先加诸于“主张方”，而不是抗辩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并不需如刑事诉讼一般，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但在此之下，也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你没撞人，为何要陪护送医?”这只是一种假设，而且是颇显偏执的假设。如此反问，实在构建不起“优势证据”。在跌倒还是帮扶无法查明、“事实不清”之下，不利的诉讼后果应由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原告(赔偿的主张者)来承担。如果全国法院都对“谁主张谁举证”以及“优势证据”规则有共识，以跌倒来讹诈的个案绝不会蔓延如此。 除了还原索赔者的举证责任，遏制跌倒讹诈的更有效利器还在于，对业经证实的讹诈者加大惩处力度。任何法律，都不支持让违法者得利。讹诈者明明没有任何证据，却非要将帮扶的好心人认定为责任人。这在性质上已然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要件，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一些“跌倒者”不但虚构事实，且讹诈的金额巨大，理当严惩。 当然，并不是每一起讹诈都需要动用刑法来规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都可以成为遏制讹诈者的法律利器。好心人往往不愿追究讹诈者的责任，是因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