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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乔家大院看股权激励 作者：严荣华????日前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讲述了我国晚清时期一代晋商的代表人物乔致庸以商富民、以商兴国的人生经历，表现了晋商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的人文精神。该剧播出后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并以平均超过10个点的收视率及超过30%的收视份额，位居今年央视电视剧收视冠军。央视新闻联播以“看乔家大院，品中华美德”为题对其进行报道，中宣部还在北京举办了《乔家大院》研讨会，这是中宣部首次为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专门召开研讨会。　　剧中主人公乔致庸，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享年89岁。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乔致庸手上，事业突飞猛进，先有“复字号”称雄包头，后有大德恒、大德通两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中城市，最终实现了“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　　晋商何以成为中国商帮翘楚，何以称雄商界500余年，乔家又何以成为山西十大财东之冠?逝者已矣，来者追缅。通过《乔家大院》，我们可以揭开其中的奥秘，其成功之道主要包括义、信、利的诚信理念，掌柜负责制的两权分立，严厉的号规制度和学徒制，利润分配上的激励机制等。笔者认为，其中最核心的是激励机制，而激励机制又主要体现于身股制。　　乔致庸推出伙计顶身股　　剧中乔家在平息包头“高粱霸盘”生意风波后，许多伙计特别是以马荀为代表的特别能干的伙计却纷纷向乔东家提交辞呈，要求辞号。乔非常纳闷，就问孙茂才。孙解释说这是惯例，商号徒弟进来4年出师后一般都要离开，能在原商号呆上三五年的很少，能干上七八年的几乎没有。就是不让辞号，其他商号的大掌柜也会以高薪挖走。这表明，当时人才流失非常普遍，没人去在意。伙计跳槽的根本原因是原商号待遇太低。这一点从马荀的话中更能得到证实。乔请马荀喝酒，欲劝其留下。里面有一个细节，有个叫高瑞的伙计一到饭桌旁就想坐下，马立刻阻止，乔于是让他们坐下，马说:“这是店里的规矩，掌柜们吃饭，伙计们都得站着。”这一方面说明马个人素质高，憝记号规，一贯遵规守纪，礼数周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伙计与掌柜、东家的身份尊卑有别，地位低下，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伙计积极性的发挥。　　当乔问马辞职的原因时，马引用了《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一句话，他说，东家出银子占的是银股，掌柜的以身为股占的是身股，掌柜的不愿意辞号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薪金比伙计多十几倍、几十倍;二更重要的是到了分红的账期，掌柜能跟东家一起分红利。乔又问他，如果让他顶一份身股，他应该顶多少合适。马说能在生意里顶二厘身股就满意了，去年到账期的时候一股分红1200两，两厘身股就可分红240两，比他4年的薪金加起来还多两倍。他说要是有了这些银子，一家老小吃饭就不愁了，而且还能买房子置地。从上述情节可以看出当时商号的分配制度的弊端。像马荀这么忠心能干的跑街伙计(相当于现在的业务员)，在复字号当了4年学徒，又干了10年伙计，钱庄近几年的生意有八成都是他做的，其贡献不可谓不大，其功劳不可谓不高，但其年薪只有区区20两白银，连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都达不到，甚至连一家老小都养活不了，难怪他去意坚决。乔反思后，力排众议，敢为天下先，打破常规修改号规。新号规第十一条规定，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身股，身股由一厘起，每年按劳绩由东家和掌柜来决定是否添加。　　何为身股制　　一般认为，职工持股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路易斯·凯尔索提出了扩大资本所有权思想，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做出了法律规定。此后，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推广。其实早在19世纪20年代，我国就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股权激励制度，其典型代表就是由500年前的晋商首创的山西票号的身股制。以清朝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日升昌”票号的诞生为标志，山西商人实现了由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变。此后100年，山西票号称雄于中国金融界，被西方誉为“山西银行(Shansi?Bank)”。　　身股制萌芽于明代的贷金制、伙计制，发展和兴盛于清代及至民国初年，是晋商独创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也称财力股，是商号东家在开办商号时投入的资金，每股面值为2000～10000两白银不等。身股俗称“顶生意”，是商号的职员以个人劳力折成股份，并享有与银股等量分红的权利，且不必承担亏损责任。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这与西方的有限合伙制不同，有限合伙制的出资者承担有限责任，出力者需承担无限责任。相比之下，身股制的可操作性强，有一定的优越性。在创立身股制早期，只有掌柜才能以身入股(类似MBO，管理层持股)，一直到了乔致庸掌门乔家时，才规定伙计也能入身股(类似